残山剩水有知音

　　导语：汪世清先生做的是性情学问。这个“性情”就是他有关“艺苑”的研究始终围绕着明末清初徽州地区的书画家展开，论及董其昌、石涛等影响较大的艺人时也往往侧重他们与徽州的关系。

　　康熙二年(1663)六月既望，画僧渐江游匡庐归来，但并未直接回到住锡处——歙县西干山五明寺，而是先去了溪南吴伯炎家。溪南距县城三十里，俗称西溪南，吴氏自唐以来族居于此。有明一代，溪南吴氏人才辈出，中乡举者十二人，成进士者五人，更多的是以儒经商，用盐荚起家而耽风雅之士，进而形成了收藏古字画的风气。凭借雄厚的财力，一时间天下名迹云集溪南。明末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说：“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时为崇祯己卯(1639)四月三日至十四日，吴其贞一面感慨“吴氏藏物，十散有六矣”，一面在书中著录了数以百计的唐宋名品，元代以下则不胜枚举。如乾隆定名“三希堂”之《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以及王羲之《行穰帖》、《迟汝帖》，孙过庭《千字文》、颜真卿《祭侄文稿》、米芾《蜀素帖》等重量级法帖均曾归明末吴廷“余清斋”收藏，为此董其昌数次到溪南观摩，并协助吴廷评鉴遴选，刻成《余清斋帖》二十六种。由此，溪南吴氏也形成了资助书画家并向他们开放藏品的传统。渐江早年即是因获观溪南吴氏收藏的倪瓒作品而转变画风，出家后亦多受吴伯炎兄弟的照顾，每岁必去溪南度腊。

　　渐江和尚这次出游历时半年多，去冬临行时，家乡友好在歙县城东江家坞举行了长达五天的“壮行会”，参加者有歙县名士许楚、程守，寓居芜湖的画家汪度，恰巧云游至此的湖南名僧南云开士，和县画家戴本孝，云间朱眉方等人，“聚凡五日，备臻欢适”，“赋诗浩往，以炫游笈”。回到溪南后，吴氏兄弟留他住了十几日，日日美酒欢宴，以洗风尘。送他回五明寺那天，吴伯炎雇了几只竹筏，在竹筏上安排几案，并置美酒佳茗及笔墨纸砚，还取出了平日秘不示人的家传王羲之《迟汝帖》以及宋元逸品书画数十幅。陪同者除了吴氏兄弟，还有他们的族叔吴惊远，渐江的从侄兼弟子江注。竹筏沿丰乐溪顺流而下，一路上饮酒品茗、读帖论画，很是快活。到灵金山时，众人又舍筏登山，至许楚“石雨草堂”午饭。饭后买舟练江，两岸山色葱翠，绿荫蔽日，舟行其间，如游画境，众人吟诗度曲、挥毫弄墨，各得其所。行至西干山披云峰下“石淙”处，已近黄昏。“石淙”乃练江古渡，水深过丈，离五明寺不过数十步之遥，有一股泉水自山中裂石而出，注入江中，潺湲冬夏，故名“石淙”，至今江边犹可见“石淙”二字摩崖。江注命停舟树阴之下，此处“灌木被潭，澄沙泛碧，风生几研，不暑而秋”。得知消息的程守这时也从南岸踏歌而来，于是“沦茗焚香，纵观移日”，“评赏之余，佐以雄饮”。吴伯炎又命歌女唱曲，江注则吹长笛和之，真是“溪山翰墨，辐辏胜缘，丝竹清音，咸臻妙丽”。众人尽情欢娱，不觉夕阳西下，远处“黄岳弄云，光怪陆离，摇曳万状”。当此众美皆备之时，一向矜持的渐江和尚也“不禁解衣脱帽，捉纸布图”，众人屏气观望，不发一语，但见他顷刻绘成《石淙舟集图》。“绘图既毕，各赋一诗”，又推许楚作跋于图上，称：“是集也，叩寂寞而求音，数游鳞而出听；缁素多闲，觞咏无律；可谓极嘉会之徜徉，罄交徒之同趣。”

　　“石淙舟集”是渐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集会，或曰人生的最高潮，同时也是徽州文化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盛会。历代徽州文人对此无不津津乐道，地方史志也将此雅集作为“大事纪”，与清军攻陷府城、地震、大洪水、“长毛”屠城等天灾人祸相提并论。以上有关江家坞“壮行会”和“石淙舟集”的具体记叙，均见许楚的《青岩集》。此集有康熙刻本，虽世不经见，但在徽州仍有留存。清末民初，歙县许承尧、黄宾虹等人论及新安画派早期艺事，往往引用此集中文字。尤其是黄宾虹，作于1909年的《梅花古衲传》以及1940年增补而成的《渐江大师事迹佚闻》，均大量引用《青岩集》有关渐江的诗文。如提及以上两次雅集时，黄宾虹几乎全文收录了许楚的《送渐公游庐山诗序》和《石淙舟集图跋》等文字，但对原文次序有所调整，也未注明出处，与自撰部分浑然一体。

　　近日与《黄宾虹文集》的编辑王中秀先生谈及汪世清先生时，他说汪先生为文集出力不少，先后有七十余封书信讨论编辑事宜，其中建议在句读黄宾虹文章时最好用引号区分原文与引文，而王先生的回答是做不到。黄宾虹引用典籍和他人的文字，有时只凭记忆，故与原文多有出入，而且一些不太常见的古籍，尤其是乡邦文献，因与行文混同，也难以辨别。先不论黄宾虹这种做法是否合乎“学术规范”，事实是，黄宾虹毕生极力弘扬乡梓文化，著述中有相当多的篇目均与此有关，但可资参考引征者，除了当时能够找到的个人文集、县志等乡邦文献，剩下就是所见传世书画作品的题跋文字，故而除了风格阐述以外，往往侧重于所谓的“语境”分析，照例是“新安大好山水”(梁武帝语)的“烟云供养”、“我徽”庋藏甲天下而沾溉士子之类的议论。至于画家学人的里籍、生卒年、交游等具体事迹，因年代久远文献流散，已很难考证，身为画家的黄宾虹也没有做这等“纯学问”的时间与精力，故往往略过，或持一自觉较可信的说法而不顾其他，甚至不乏主观臆断之处。因此直至晚近，包括以上提及的渐江、江注、汪度、戴本孝等在内的明清新安画坛及与之相关的东南画坛的一些重要书画家，也包括许楚、程守、吴伯炎、吴惊远等新安文士或收藏家的生平事迹都未曾有人做出让人信服的考证，这根“接力棒”便交到了汪世清的手里。

　　徽州人向来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尤其是文人学者更是言必称“我们徽州”。这种自信并非来自汤显祖所谓的“金银气”，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自豪感。正如黄宾虹所说：“歙县自宋、元、明讫‘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风俗以经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与通人博士交游，文艺亦有根柢。”(《与郑拙庐书》)可见与今天所谓的“徽州学”将这个“居万山之中”的“双遗产”视作另类的社会区域而加以经济学或民俗学的研究不同，至少在“咸同之乱”之前，徽州是以主流文化的发达甚至领先而为人称道的，尤其是“文艺”。无论是诗、书、画、印等“余事”，还是理学、朴学等“正经学问”，无不有引领风骚的第一流人物。徽商的富甲天下固然是“经济基础”，但这也决定了徽州文化的脆弱性。“咸同之乱”以后，徽商一蹶不振，尽管在经济衰败与文化没落这个“时间差”里，徽州仍然孕育了诸如黄宾虹、胡适、陶行知等大师级人物，但文艺的“根柢”已彻底动摇。这就可以理解黄宾虹等近代徽州学人在自豪于“我们徽州”的同时，不免带有些许“曾经阔过”的辩解意味，胡适为戴震校《水经注》所谓“抄袭案”的辩护是如此，黄宾虹反复著文宣扬渐江及新安画派也是如此。因此，无论是出于相同的乡梓情怀，还是出于回报师恩，1937年，就读于北师大物理系的汪世清经由情同父子的老师汪采白介绍，认识恩师的恩师黄宾虹时，他后半生的“业余爱好”便“被”决定了。

　　旅美学者白谦慎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汪世清“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十七世纪的黄山画派。自1958年受故乡的委托编辑《渐江资料集》后，四十多年来，汪先生一旦有空便到北京图书馆读善本书，离休后更是如此。如果你在每星期工作日的上午到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你常能在那里见到汪世清先生。一个八旬老人尚孜孜如此，实在令晚辈感动、振奋……汪先生读书时喜欢抄书。善本书室内只能用铅笔作笔记，汪先生通常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下所需的资料，然后回家用毛笔再把收集的资料誊抄一遍。某一方面的资料积累多了，他就分类装订。汪先生常把自己收集到的资料，慷慨地提供给同行和晚辈使用。就我所知，他提供的关于渐江、程邃、龚贤的资料，曾帮助一些年轻学者完成了他们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汪先生对明清艺术史研究的贡献很大，他对清初四僧和龚贤等书画家的研究，常有重要突破。很多明清艺术史中的难题，若不是有汪先生的研究，我们很可能至今尚在重重疑雾中。”黄苗子先生在为汪世清编著的《石涛诗录》所撰序言中，更是称誉汪先生为“京城第一读书人”。

　　汪世清先生的确做的是扎实而冷静的学问，尤其是他用力最勤的关于艺术家生卒年的考证。盖因人的生卒年只能有一、不可有二，一旦生卒年确定，其他诸如风格成因、行迹交游、作品真伪等相关问题也会由此获得解决的可能。而要确定某人的生卒年，则需从本人诗文集、友朋诗文集、各类选集、地方志、宗谱，乃至书画作品等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并互相参照，决定取舍，最终得出无可辩驳的确切年份。这项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阅文献，收集资料，有时是在“有针对无目的”的广泛阅读中偶然拾得。以上白谦慎先生所描述的每天跑图书馆“读善本书”，正是汪先生平日生活的常态。《艺苑疑年丛谈》对百余位明清艺人生卒年的考证，以及《艺苑查疑补证散考》中相当多的文章，均是这类与他所从事的“主业”——与物理学史的气质相一致的冷静学问，即所谓的“基础研究”。这些结论为做“大学问”者所用，便能解决“艺术史中的难题”。其实汪先生的研究本身就是在解决不少人视若畏途的“难题”。近代以来，艺术史尤其是书画史的研究多由艺术家兼任，艺人往往长于情而短于理，缺乏“冷静”，因此不求甚解的“感性”学术成果时有出现，甚至连近代最受推崇的八大、石涛等“四僧”的生平事迹也

　　往往张冠李戴，模棱两可。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新时期。汪先生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的甚至是“滞后”的。比如在“石涛热”已然降温的2003年，也就是汪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才向黄苗子先生出示经营多年的《石涛诗录》书稿，而书的出版则是2006年了。难怪1978年就写了《八大山人传》这类感性文字的黄苗子先生要称赞汪先生为“京城第一读书人”。至于像同乡前辈黄宾虹那样，为了宣扬“国画之民学”，硬把《论语》的“宰予昼寝”说成“宰予画寝”，汪先生恐怕是想也不敢想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汪世清先生做的也是性情学问。这个“性情”就是他有关“艺苑”的研究始终围绕着明末清初徽州地区的书画家展开，论及董其昌、石涛等影响较大的艺人时也往往侧重他们与徽州的关系。比如，汪先生早在1979年，就撰文指出北京故宫所藏石涛《山水行书诗卷》中题赠的“溪南老友吴兼山”就是“石淙舟集”的参与者吴惊远，并进一步考证了溪南吴氏三代与石涛的交情，此后又在多篇文章中专论或提及溪南吴氏与石涛的艺术交流包括经济资助，以及石涛与皖南文化圈的渊源。这些论著或可视为黄宾虹早年在上海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黄山画派和徽州风物的、在当时看起来多少显得有些突兀的文字的“合理解释”。此外，汪先生还有一些与“艺苑”无关但更见“性情”的文字，最典型者莫过于承接胡适继续为戴震“抄袭案”平反。为此，汪先生用了几年时间，从图书馆借来各种版本的《水经注》，用胡适所谓的“极笨的死功夫”，逐字逐句比对赵一清校《水经注》和戴震校《水经注》，列表统计了《河水》卷中一千多个异同校字，并以四万八千言的长文得出戴未袭赵，戴不可能袭赵，戴不必袭赵的结论。如果说黄宾虹、胡适一辈的徽州学者提起“我们徽州”，虽不无意气用事之处，但多少还有一些“东南邹鲁”的底气和自身“但开风气”的傲气的话，那么，身为科技史家的汪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一篇又一篇冷静客观地“查疑、补证、散考”徽州古“艺苑”，则更加需要某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支撑。汪先生的夫人沈家英女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世清研究明清画史，源于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采白恩师的怀念。”对“恩师”的怀念可以绵长无尽，可问题是“家乡”早已花果飘零，尤其是当“徽人之学”变成了“徽学”之后。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汪先生就通过各种场合向家乡当事者宣扬其故里歙县潜口汪氏“金紫祠”(当地人俗称金銮殿)的文物价值。但这座在“文革”中未遭大破坏的建筑，却在后来陆续被损毁得面目全非。汪先生每言及此，情绪便无法自控。2001年，八十六岁的汪先生回乡游玩黟县南屏村时，曾严厉指出，建成六百多年的“叶氏宗祠”原本即是最好的徽州文化遗产，而“旅游开发”者却要挖坑搭架，按照电影“菊豆”的样子搞成一个“老杨家染坊”，这种做法既愧对祖先，也无法向后人交待。众人眼里脾气极好的汪先生面对“家乡”这类“瞎折腾”，也只剩下愤怒了。

　　黄宾虹先生当年不愿卖画给“粤、闽、南洋暑湿易蛀之地，虽有多金来索，每先辞谢”(《与汪孝文书》)，却“甚愿于家乡桑梓之区多留笔墨，如有人可为收存者，当竭力应之”，又说“拙画甚愿于桑梓中多所留存，尤重识者揄扬”，还说“桑梓之地，多留笔墨亦属应尔，计及锱铢更为可笑”(《与鲍君白书》)。这既是对自家笔墨手段的高度自信，又是对“桑梓之区”的无比信任。实际上，黄宾虹在表露这些意思时，他的绘画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甚至屡有指责的声音，他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家乡视为“笔墨”的“托孤”之地。其实就艺术和学术而言，包括渐江、黄士陵、黄宾虹，乃至朱熹、戴震、胡适，成就和地位虽毋庸置疑，但所谓的争议也从未停止，正因为这些“徽人之学”所关注的肯定不是“万山之中”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汪先生最终把毕生积累和珍藏的所有关于徽州文化的图书文献资料、全部著作手稿、一百三十多册抄本笔记、美术册页、往来信件、专业书籍等都捐献给了家乡的高校黄山学院。而汪先生的“学者”身份或曰“有学问”，今天是没人怀疑的了，像白谦慎先生那样不遗余力为出版汪先生著作而四处奔走，应是出于对汪先生人品学问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汪先生生前“常把自己收集到的资料，慷慨地提供给同行和晚辈使用”，不仅是长者的厚道，而且十分必要，否则汪先生自己的学术总有一天也要被框定在“徽学”的范畴之内，那么，他捐给家乡的那些文献又能为“徽学”起到什么作用呢，“徽学”最终又能“托孤”给谁呢。

　　“石淙舟集”之于徽州文化，犹如《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之于全书。虽然今天的徽州文化并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但除了那些被改造成旅游景点的“世界文化遗产”可以维持发展的“硬道理”之外，还催生了据说是“显学”的以经济和民俗为研究主体的“徽州学”，不过这是“纯学术”，既不关乎今天生活于此地的民众的经济和民俗，更不关乎心灵。当年的徽州，仅溪南一镇就有名园十几处，祝枝山曾为吴氏作《溪南八景诗》，石涛又据此作《溪南八景图》(现藏上海博物馆)。这些园林早已颓败为菜园，那些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仿佛只在汪先生的考证里发生过，而他所热爱的家乡如今叫做“黄山市”。我曾在一本关于新安画派的书中称明清时期的徽州是整个东南经济文化圈的后花园，既然昔日秉烛夜游的主人如今要为生计日落而息，那么后花园只能改作菜园，昔日的落英缤纷却未必能化作今天肥田的春泥。

　　其实，“石淙舟集”时渐江“解衣盘礴”的代价是惨重的：他因此感染了风寒，并因此于同年腊月病逝。他的好友们将他埋葬在西干山披云峰下“唐代李白访隐士许宣处”。西干山是徽州文化的“圣地”，经当地政府“特批”，汪世清先生最终也埋骨于斯，在恩师汪采白墓侧。这也是黄宾虹未能实现的遗愿。汪世清先生辑注的《明清黄山学人诗选》收录了渐江弟子郑旼的《题渐江画册》云：“残山剩水有知音，断墨枯毫着意深。已见人珍同拱璧，每从遗迹想佳吟。”其实就“自然遗产”而言，新安山水依然“大好”，郑旼所谓的“残山剩水”乃是“遗民”之言。但是，不复有“石淙舟集”的“大好山水”是否也是一种残缺呢，就像现在某位研究“徽学”但并非徽人的明星学者，著起有关“徽州文化”的书来，总是起名“斜阳”、“夕阳”一般。

　　夕阳时分的西干山，仍能看到“黄岳弄云，光怪陆离，摇曳万状”的好景致，只是“捉纸布图”者与“补证散考”者皆已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