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化西行新记

　　导语：我最初对欧美佛学研究史有所了解，是因为读了地理学家张相文(字蔚西，江苏泗阳人，1866-1933)《南园丛稿-沌谷笔谈》卷四里的《佛化西行记》。张相文介绍丹麦东方学家Viggo Fausbll(1821-1908)校译巴利文佛典的事迹，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咸丰五年(案：1855年)，丹马(案：丹麦)之法本厓(案：Fausbll)乃有《法句经》之公刊。法氏始为科本哈因大学(案：哥本哈根大学)司书，受罗斯克(案：比较语言学家Rasmus Kristian Rask,1787-1832)、艾斯丹(案：梵文、波斯文学者Niels Westergaard，1815-1878)两硕学之熏陶，极嗜印度古文学，乃就大学藏帙，苦心研究，久之乃于《法句经》深有所得，并参照异本，多所校正。书中骈列原文、拉丁文，篇末附以巴利语注疏，尤便于参考。盖自此书出后，而深远崇高之佛理，乃渐普照于欧陆矣。光绪十年(案：1884年)，法氏又刊布《佛本生经》。

　　《佛化西行记》的主要内容，似是译述自日本学者渡边海旭的《欧美之佛教》(张相文曾随栗林孝太郎和藤田丰八学日文)。在那个年代，《欧美之佛教》是中国人了解欧美佛学研究史的主要窗口。去年年底，读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李四龙先生新刊《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得以重温“佛化西行”的种种往事，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不过，李先生这本“佛化西行新记”在史料处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从中选出很少一部分试加批评。

　　Who's Who

　　既然做“欧美佛教学术史”的研究，那么欧美印度学家和佛学家的国籍，应该引起特别注意。比如，与布尔诺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一起写《巴利文论稿》(Essai sur le pali,1826)的那位印度学家拉森(Christian Lassen，1800-1876)，并非“德国学者”(《欧美佛教学术史》，第2页)，而是挪威人。校译多罗那他(Trantha)藏文史籍《印度佛法源流》的Franz Anton von Schiefner(1817-1879)出生于帝俄境内的爱沙尼亚，他的母语虽是德语，却也不是“德国学者”(第87页)。译注藏汉文本《解深密经》、《大乘成业论》和《摄大乘论》的拉莫特(tienne Lamotte,1903-1983)，和大侦探波洛(Hercule Poirot)一样，本身是比利时人，却总被人误会成是法国人(第68页)。

　　另外，《袖珍梵汉字汇》(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Being a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 with Vocabularies of Buddhist Terms in Pali, Singhalese, Siamese, Burmese, Tibetan, Mongolian and Japanese, 1870)的作者艾德(Ernest John Eitel,1838-1908)是德国传教士，而非“英国神父”(第36页)。Eitel的国籍问题，前人同样搞不清楚，比如张相文在《佛化西行记》里也认为他是英国人：

　　清咸同间英人有艾特勤(案：“勤”当作“勒”)者，久居香港，以治汉学名，尝著《佛教论》(案：指Eitel的Buddhism:It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opular Aspects)，并集其所讲演者曰《佛教三讲录》(案：指Eitel的Three Lectures on Buddhism)。

　　其实艾德生于德国维滕堡(Württemberg)，他的名字本来的德文拼法是Ernst Johann Eitel。

　　除国籍外，欧美佛教学者的生卒年代，也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比如关于苏俄著名佛教学者奥贝米勒(Eugène Obermiller，1901-1935)，李先生提到：

　　到19世纪末，奥贝米勒已经大量利用藏文资料研究佛教，从藏译佛典来研究法称、法上等印度因明学家的思想。(第344页)

　　可是奥贝米勒生于1901年，卒于1935年，属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人，他不可能“到十九世纪末”“大量利用藏文资料研究佛教”。

　　经论

　　在过去二百年中，欧美佛教学者从梵文、藏文、巴利文、汉文翻译了无数佛家经论和史传。在对这些译本进行介绍时，最好能够核对一下原书，否则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

　　比如《维摩诘经》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其中一个德文译本把李先生给难住了：

　　该经(《维摩诘经》)还有Fischer-yokota的德译本，可惜查不出版本信息。(第68页脚注5)

　　这部《维摩诘经》德译本为德国学者Jakob Fischer和日本学者Yokota Takezo(横田武三)所译，日本东京北星堂书店出版(Vimalakrti-Nirdesa. Das Stra Vimalakrti[Das Straüber die Erlsung], Tokyo：Hokuseido Druckerei, 1944)，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曾经根据俞大维1951年在东京所购初版本将其影印出版(1993年元月第一版)。

　　李先生在第80页上提到法国汉学家、佛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的一篇论文(“Le chapitre de la Bodhisattvabhmi sur la Perfection du Dhyna”)说：

　　戴密微1957年据汉译本把“菩萨地”(案：唯识根本论书《瑜伽师地论》第35-50卷)译为法文。

　　此说其实有误，因为戴密微所译并非全部《菩萨地》(共二十八品)，而仅仅是《菩萨地》中《静虑品第十三》一品。

　　《瑜伽师地论》相传为慈氏菩萨口述，无著菩萨笔录。也有说是无著菩萨一人独撰的。李先生提到一位专门研究无著的美国学者：

　　无著的研究也很兴盛，威利斯(Janice Dean Willis)研究他的“实相”思想，颇有影响。(第105页)

　　这位Willis关于无著的研究专著，全名On Knowing Reality: The Tattvrtha Chapter of Asanga's Bodhisattvabhmi(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此书并非研究无著关于“实相”的思想，而是译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Bodhisattvabhmi)中的《真实义品》(The Tattvrtha Chapter)。

　　同《瑜伽师地论》一样，无著的《摄大乘论》也是唯识学的根本经典，在中国由于梁陈之际的真谛(Paramrtha)加以翻译和讲授而衍出摄论学派。欧美学者关于真谛的研究不多，李先生提到的一本比较有代表性：

　　1984年，迪安娜出版专著《中国6世纪的心灵哲学：真谛的“意识论”》，研究真谛的唯识思想。(第238页)

　　此书为Diana Paul所撰Philosophy of Mind in Sixth Century China. Paramrtha's“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但是书名中的“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并非泛指“意识论”，而是专指真谛翻译的一本《转识论》。

　　史传

　　中国古代赴印求法僧人的行记，一直深受欧美学者重视。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隲藏(1870-1931)曾于《入竺求法的僧侣》一文中，在述及唐代入印求法僧悟空时提到：

　　明治三十年的时候，我在《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偶然发现与此人相关的事迹和著作的记事。亦曾在宾迎文廷式时，与我国东洋学者谈到了此事，但是当时却没有一人听说过悟空这一人物。然而其后了解到，法国人沙畹在公元1895年就已将有关资料译成了法文，刊载于《亚洲纪闻》(Journal asiatique)，此事让我吃惊不小。西洋学者的汉学研究是决不可轻视的，由此可见一斑。(《东洋史说苑》，钱婉约、王广生译，中华书局，2005年7月第一版，第63页)

　　另一位唐代入印求法僧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也早有沙畹的法文译本。李先生在提到沙畹这个译本后，马上说到高楠顺次郎的英译本：

　　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Takakusu Junjiro,1866-1945)在伦敦留学期间，1896年把这部传记译为英文出版(脚注7：Junjiro Takakusu trans. I Ching,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A.D.671-695]. Oxford 1896)。(第222页)

　　可是，这个说法却是错误的。因为高楠顺次郎留英时翻译的这部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原本并非《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而是义净的另一部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

　　既然研究“欧美佛教学术史”，理应以准确处理历史人物和相关文献为治学原则。这类研究的典范著作，自非荷兰印度学家、佛教学者狄雍(Jan Willem de Jong, 1921-2000)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莫属。狄雍这本书宗旨明确，体例严谨，语言简明，绝非李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对刚跨入这个学科的人来说，略显杂乱，缺乏系统性”。能够像狄雍那样全面掌握欧美佛学研究史料，准确而且简明扼要地介绍有关人物和文献，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应该多多体会前辈大师著述的深心和苦心，这样才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