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给艺术与商业起一个中国名字

　　导语：斯人逝去5年后的艺术大展正在上海美术馆举行。五年来，有关他艺术价值的争议，早已随着一飞冲天的拍卖价格而淡出时间之外。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商业拯救了陈逸飞的艺术，而这恰是这位当代艺术开拓者之所得。

　　“快看，陈逸飞！”4月17日下午，在上海美术馆陈逸飞回顾展开幕式现场，一位小女孩指着正赏画的余秋雨的侧影，兴奋地说道。此时，陈逸飞已经逝世整整五周年。

　　五年，足以改变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生前似乎并不被中国艺术圈善评的画家，如今却获得足够多的荣誉——“他是一位大师。”艺术界齐口共赞。

　　如同一场迟到的共识，那些关于陈逸飞的调侃，早已烟消云散。大家整齐穿戴，给逝者以足够的尊重。谈论起陈逸飞的贡献，就如高山仰止。无关痛痒的文化学者也纷纷呈辞：画家陈逸飞给这个城市的美学深深上了一课。

　　可是，他们忘了，陈逸飞曾说：“我不是一位画家，我是视觉艺术工作者。”

　　逝后五年大展

　　陈逸飞似乎又不曾离开。他的赝品画作，总在拍卖行摘得高价；他的家族遗产纠纷，成了市井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亦商亦艺的道路，后人再无法企及。他色彩斑斓的人生乃至死后，都折射了这个时代的萦回曲折。

　　现场，陈逸飞弟弟陈逸鸣在悉心打理着展览中的一切，从展览的布置、画作的征集，到不厌其烦地向媒体解释抛向他的种种疑问。遗孀宋美英带着陈逸飞小儿子从洛杉矶赶来，匆匆略过一幅幅于她有着深刻记忆的画作，悄然离开。

　　本次展览也是陈逸飞作品在国内第二次大型展览，总共有58件油画和其他素描写真，而上一次展览，则要追溯到十多年前。为了导演这出“归来”大戏，策展人茅宏坤和顾建军也煞费苦心。

　　“首先是市面上陈逸飞的假画太多，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梳理清楚，后来我们都要求入选的作品要有画家本人的签名。其次是借展难度大，比如《浔阳余韵》，我们向藏家借展，对方开口就要 1.2亿元的保费，这幅代表作没来参展，我们也很遗憾。”茅宏坤介绍说。

　　据陈逸鸣介绍，这次大展的所有展品都由上海美术馆及陈逸飞艺术基金向国内外众多艺术机构和藏家征集而来，私人藏家占90%。作品涵盖了陈逸飞早期的主题创作、水乡、仕女、音乐人物、西藏及海上旧梦等各个不同时期和题材的重要作品，是陈逸飞一生众多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开幕日下午五点之后，馆内人烟散去，空荡大厅中只剩下陈逸飞的58件油画。陈逸鸣看了看那幅《踱步》，轻轻地说了句：“他还是走得太早了。”

　　《踱步》去年春拍曾以4043.2万元人民币被上海收藏家刘益谦购得。这幅画成为这次展览的主角，放在展览的中央。这幅别具一格的自画像，也可视为陈逸飞一生的缩影。

　　《踱步》创作于陈逸飞33岁时，画面上，画家将自己的背影置于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的情景中，他身边有一把空荡的座椅。评论家曾说，这是画家在激情和理性之间徘徊，在对历史事件的生动感知中，体味如烟世事的变幻莫测和沧桑轮回。

　　在激情与理性间的徘徊，是作为艺术家、商人陈逸飞的一生写照。上世纪80年代，他对艺术家艾轩说“我要出国”，于是他成了最早一批出国的艺术家；他对陈丹青说“我要拍电影”，于是短短几年中，三部电影出炉；他对弟弟说“我要搞艺术产业”，于是一个庞大的逸飞集团就陡然建立。

　　可是，在这些激情背后，却是陈逸飞先于旁人前瞻性的理性思考。在画了《踱步》之后，他感觉到自我的个性与当时社会的格格不入，于是他选择了出国；在拍电影前，他提出“大视觉、大美术”的论点，“一个艺术家不能只会埋头画画”——这是他十多年前的判断，如今早已深入人心。

　　开拓者与歧路

　　而关于陈逸飞艺术的争议，伴随着其作品价格的高企，始终难下定论。数据显示，从1991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至1997年，陈逸飞的作品在香港佳士得、苏富比、北京嘉德三大拍卖公司中的转手，13次跻身专场价格10强，10次拔得头筹。

　　上海收藏家王薇，收藏了9幅陈逸飞的作品，那幅陈逸飞创作于纽约的音乐系列《二重奏》，挂在家中客厅已逾十年。“他的作品太唯美了，但我收他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作品多，至于他后来去西藏归来画风改变后的，我就一幅没买过。”王薇介绍说。

　　艺术史家吕澎则认为，在陈逸飞的所有作品中，只有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占领总统府》是可以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在当时的艺术创作中，革命题材的创作在色彩上是 “红光亮”，而陈逸飞在此作品中采用的灰色调及俯视构图，在当时的环境中不仅极具创新意识，而且承担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而对于陈逸飞后期那些充溢着古典唯美与怀旧情调的仕女系列和水乡系列，吕澎认为，在艺术上全无讨论的必要。因为在技术上，“像”与“美”对中国当代的油画创作而言，是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在题材上，他画的是与中国当下社会毫无关联的事物，是一种人造的复古情调。

　　“陈逸飞是个聪明的艺术家，知道市场的需要，但他艺术与现实无关。”这是陈逸飞生前大部分艺术家对陈逸飞作品的温和解读。也正如此，陈逸飞似乎像徘徊在中国艺术圈之外的人士，即使在国外名利双收。

　　事实上，陈逸飞的创作，起步于文化禁锢的疯狂年代，但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近于执拗、桀骜不驯的独立倾向。据老一辈画家夏葆元回忆，当年“文革”时和陈逸飞去黄河边采风，他看到一个形象好的人就拉他绘画，结果领导因为“上海画家专画富农的儿子”而着实把陈逸飞批判了一通。

　　“文革”后期，陈逸飞画了一幅《开路先锋》，不仅避开了“文革”期间所要求的“红光亮”和“高大全”形象，还富有个性语汇地在其中展现人物真实的表情，具有“史诗般的创作”。他在创作《占领总统府》时，被人批判“把解放军画得满身尘土，疲惫不堪，影响解放军形象”。

　　尽管陈逸飞生不逢时，但他总是左右逢源。在陈逸飞上世纪80年代去纽约后，他迅速在当地蹿红。不仅成为纽约最好的“油画修复师”，又在纽约哈默画廊的推动下，成为纽约炙手可热的艺术家。

　　显而易见的是，能够自由选择创作题材，这是中国写实主义画家梦寐以求的。而严格的学员训练、细腻的写实画风，又恰恰是现代、后现代艺术浪潮下美国所失落的。陈逸飞在美国的成功，正是将两种文化的失落部分，完美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中。很短时间内，赢得了世人的瞩目。

　　美国华盛顿科克伦博物馆馆长米歇尔-博特温尼写到，陈逸飞是为他的民族恢复与西方对话的第一位艺术家，已成为美国和中国交流可能性的重要象征。

　　争议落幕

　　或许正是习惯了人们对他艺术上的争议，当陈逸飞面对旁人非议时，他反而显得豁达。一度，还有人给陈逸飞冠以“商人里最成功的艺术家，艺术家里最成功的商人”。

　　当艺术家和商人结合起来，这在当年看来是多么大俗的事情。如今，又有哪个艺术家不愿意跟商业搭界呢？只是陈逸飞走得太快，时代跟不上。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评价陈逸飞说，他把视觉艺术带到更广阔的空间里来引领出版业、时尚业、服装设计、电影和视觉媒体，把绘画带到更大的时尚圈里。他是运行成功的商业化的第一个画家。

　　事实上，成名后的陈逸飞并未认定自己是一位画家，他说自己是一位“视觉艺术工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从纽约回到上海之后，他创办模特公司、开办服装品牌、视觉杂志，甚至亲自执导电影，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逸飞集团。不过，这一切却又显得那么脆弱。在五年前陈逸飞因胃出血倒在《理发师》的拍摄现场后，逸飞集团迅速崩塌。如今，那个庞大的产业链，竟没一件留存。

　　“我哥哥从不避讳什么争议，比如说市场炒作，他也承认自己参与其中。他打破艺术这个界限，成为一个商人，甚至用画来养护企业，这都跟他一贯的思路延续下来。他还想走出家族企业的模式，尝试引入资本运作，但这需要时间。归根结底，还是他走得太早了。他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压力给家人分担。每个工作环节，他都太投入了。”陈逸鸣回忆。

　　不过，在另一方面，陈逸飞的为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并不显得如商人那样唯利是图。艺术家陈丹青回忆说：“陈逸飞做事情都要做到他的极限，我记得他画《大提琴手》，光人物的一个眼睛就要画一天。画得非常投入，表面结构很厚。他就要做到西方博物馆里的那种绘画水准。”

　　而音乐家谭盾也曾回忆陈逸飞早年在纽约带给他的帮助，“在纽约时，我想举办一场音乐会，可需要一笔钱，陈逸飞就跟我说，我把一幅画拿去拍卖。结果两个月后，他就拿着卖画的钱资助我办了音乐会。”谭盾说。

　　仅开幕当天就有数千人涌入上海美术馆参观，这足以说明对这位逝去五年的艺术家，人们才发现它的重要性。陈逸飞，这个曾撼动西方的中国艺术家，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其他方面，他几乎达到一个高度。今天，终于有人说陈逸飞是中国时尚产业、视觉产业的开拓者。只不过，在看待陈逸飞时，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显示出“前瞻性”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