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鄂尔多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狂飙时代

　　康巴什的崛起与一个狂飙时代同步。

　　就在新城破土动工的2004年，煤炭的坑口价终于从20元涨到了40元。这一年，鄂尔多斯GDP达到了380亿元，人均2.6万元，超过了全国和全自治区的平均水平。从此以后，随着资源价格的一路飙升，鄂尔多斯的GDP也坐上了电梯，到2009年达到了2100亿元，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支撑这个数据的不过是160万鄂尔多斯人。

　　去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连辑在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宣布，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将超过香港。但这条“未来时”的信息后来被误读为“完成时”。2009年香港人均GDP折合人民币约为20.5万元，比鄂尔多斯尚多出6万元。

　　事实上，完整的表述应该是，5年内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将超过香港。一个中国西部沙漠中的城市，她创造财富的能力将有可能与香港比肩。而后者，作为东方之珠、亚洲金融中心，是中国城市仰望30年的经济制高点。

　　2006年，刘宇东来到了鄂尔多斯，此前他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咨询顾问公司。他的一位大客户是鄂尔多斯老板，当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就决定接受甲方的招安，成为老板旗下路桥公司的副总经理。“到处都在施工，修路、盖楼，兴建厂房，我感到到处都是机会。”刘宇东说。

　　200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只有1.17亿吨，到2009年则达到了3.3亿吨。在4年的时间里，产量增长了近两倍，而价格则增长了7～8倍。煤矿的规模不断扩大，从几万吨到上千万吨，大型机械代替了人工采掘。每天有超过10万辆重型卡车奔波在鄂尔多斯到包头的公路上。煤炭从鄂尔多斯的土地下挖出，在100公里外的包头装上火车，沿着铁路运到秦皇岛装入海轮，再经渤海、黄海、东海进入长江口，输送到东部工业基地。另有20%的煤炭，就地转化为电力或者甲醇、二甲醚、烯烃等工业原料，甚至成为柴油和汽油。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正在成为这里的支柱产业。

　　发电厂、化工厂、大型机械厂、汽车生产线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从2007到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3000亿元。

　　2007年，鄂尔多斯机场建成使用。此前，刘宇东一直在包头下飞机再转乘大巴。“起初，一架航班只有十几个乘客，有时候还没乘务员多。”刘宇东说，“但很快，飞机就被填满，而且从不打折。”大量的冒险家、投资客涌入淘金，同时本地的富人们成群结队地前往大城市消费、置业。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一座航站楼已经不堪重负，第二座航站楼的修建已提上日程。

　　财富如同落入沙漠中的雨水，迅速进入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之中。布日都梁是鄂尔多斯市郊著名的原生态羊肉餐饮聚集地，鄂尔多斯人的夜生活常常从这里开始。但享受快乐的不仅是食客，从布日都梁到市区的公路上，洒落着大小不一的煤块，沿途不断闪过拖着板车捡拾煤块的农牧民。据司机介绍，这些人平时光靠捡煤块就能生存，有些人一个晚上竟能拉回一吨。

　　这座城市有1800辆出租车，但是通过路虎旗舰店卖出去的越野车就超过了2000辆。在东胜铁西新区，到处都能看到洗车行。在每个洗车行门前，总会看到价值百万元的豪车在排队洗车。50元一次的洗车价格丝毫阻挡不了洗车的热情。

　　高档餐饮业的繁荣顺应自然。鲍参肚翅是高档酒楼的标配，而且价格更高。“开车去包头吃饭也要比鄂尔多斯便宜很多。”刘宇东说。食客的口味也愈加挑剔，酒店的总厨更换频繁。我们所居住的酒店与一家香港餐饮集团合作，专门请来了香港师傅料理鲍鱼。每天早餐时，都有操着粤语的厨师，在一旁观察食客的口味。高端服务业人才炙手可热，这家酒店的餐饮负责人刚刚被另一家煤老板开的饭店挖走，身价是50万元的年薪外加一辆奥迪车。

　　“黑金”沉浮

　　2005年以前，煤矿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矿主、技术员或挖煤工，而是厨师。矿上有一位能烧得一锅好羊肉的厨师至关重要，这样就可以吸引往来的货车司机，把煤卖出去。“好吃好喝，往往还要买5吨，送5吨。”鄂尔多斯煤炭局办公室主任郝建军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鄂尔多斯人脚下的煤矿根本不值钱。

　　鄂尔多斯煤炭业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全市只有十几处小煤矿。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新华社发出的有关本地区发现巨大煤海的信息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鄂尔多斯依旧寂寂无名。中央大型企业更多选择了山西与东北作为能源基地，规模化开采。因为这两个地区距离工业中心更近，交通也更便利。

　　“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了‘有水快流、大中小并举’的发展策略，地方民营煤矿开始大量出现。”郝建军回顾说。但当时煤矿规模很小，大的也只有十几万吨，大量由私人投资的乡镇煤矿是开采主体。地方政府难以争取到中央大企业的进驻，更多的是鼓励本地企业发展。本地煤炭巨头伊泰集团董事长张双旺，就是在80年代后期，放弃副处长的职位下海创业。他从政府借款5万元，从银行贷款30万元，带领30名冗员自谋出路。而政府唯一指望的就是，他能够把5万元借款还上，并且把政府分流人员养活。

　　这种相对落后的发展状态，形成一段时间内的央企真空。反倒使鄂尔多斯的私营煤炭企业势力强大，后期改制也更加彻底。并陆续培育出了伊泰、亿利、伊东、汇能、乌兰、满世等地方大型矿企。这是与山西中央企业主导的产业格局有较大不同，使得此后鄂尔多斯财富的民间化程度也更高。“2009年全市产煤3.3亿吨，其中2.1亿吨是本地民营企业开采的，只有1.2亿吨由央企神华集团开采。”郝建军说。

　　但是，煤炭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快显现。2000年时，鄂尔多斯GDP仅150亿元，是现在的7%。地方财政收入更不可同日而语，2001年只有18亿元，相当于2009年的4.9%。

　　转机出现在2005年。从2003年期中国经济进入一轮爆发周期，尤其是以重工业、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二次工业化发展迅速，对能源需求日益强烈。东部城市拉闸限电严重。2003年底，煤炭价格开始上涨。2004年，鄂尔多斯本地坑口价从长期的20元左右，涨到了40元。

　　鄂尔多斯人脚下的黑煤开始变成“黑金”。“但大多数本地人对此无所察觉。”郝建军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发财了。”郝建军还记得，2005年初煤炭局做计划时，把每吨100元的价格作为当年的“奋斗目标”。

　　这年初，大量的南方人来到鄂尔多斯收购煤矿，他们提前看到了能源价格上涨的趋势。“北部普通煤矿一下子可以卖几百万元，南部精煤区的矿甚至可以卖到2000万元。鄂尔多斯人祖祖辈辈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大量本地人就在这个时候把矿卖掉了。”郝建军说。

　　整个2005年都充满了投机与暴富的气息。从年初到年底，煤矿被层层炒卖，不断倒手，增值了10倍。“南部精煤区的矿都卖到了上亿元，矿主更换频繁。”郝建军说，“我们下到矿里去，隔了十几天矿主就不认识了。”一个个暴富神话被口耳相传不断放大。

　　“他们买到矿后，不会加大投入，就是赚一点现实利益，然后等待下一个买家的到来。但对地方经济来说，更需要正规的行业和企业，需要长远规范化的发展。”郝建军说，“在这种情况下，搞煤矿不是做实业，而是投机游戏，根本无法扩大生产，提高功效，提高安全水平。”

　　另一方面，政府也已经看到，经济景气周期到来，煤炭价格进入了上升通道，只有提高产量才能够为地区带来持续稳定的财富。于是鄂尔多斯政府做出一个超前而又大胆的决定，继续对剩下了572家煤矿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行大范围的技术改造，3年内完成整合攻坚战。这项措施比相邻的山西省早了4年。

　　而具体的做法就是，将产能小、地块邻近的煤矿进行整合重组，先重组后关闭再技改，小矿变大矿，落后变先进。“只有煤矿变大了，才有可能搞机械化，产量才能提升，资源利用率才能提高。”郝建军说。产量提高了之后，随着煤价攀升，煤矿才有可能成为地方的“现金牛”。也唯有如此，地方经济与财政才能从煤价上涨中受益。

　　但500多座煤矿产权分散，属于大大小小不同的矿主，整合难度极大。“最大的困难在于这种产权整合缺乏法律依据，小煤矿主为什么听你的把股份合起来呢？”鄂尔多斯市选择了另一种途径，即以回采率为标准，撬动产权杠杆。按照原煤炭工业部的规定，煤炭企业的回采率必须达到75%以上，但在执行时打了很大的折扣。“我就拿这条规定来卡住矿主，达不到标准就关掉。实际上只有大煤矿，实行机械化生产才可以实现75%的回采率。”郝建军说。

　　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原来的552座煤矿关闭了整整50%，只留下了276座。到2007年底，剩下的276座煤矿全部实现了正规化、机械化开采。与此同时，煤炭的财富效应开始在社会管道中逐级传递。

　　以煤矿征地为例，矿主必须与土地所有者进行单独谈判，根据不同的位置，逐级制定价格。如果是设计为井口或通风口的位置则价格极高，一个圆桌面大小的区域可以卖到20万元。如被煤矿征地，一户农牧民可得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土地款。

　　财富的增加，除了那些传说中一夜暴富的发迹者，更体现在社会整体工资的提升。

　　井下工人的月收入在8000至1万元或以上，视技术水平而定；井上工人收入为4000～5000元，小工包吃住每天100元。餐厅传菜员的收入都能达到3000元。“我们公司请了一名打扫卫生的小时工，每天早上擦擦桌子，下午扫扫地，其他时间不在这里。每个月给她1800元。”一位地产开发商对我说。而大公司的中层们，挣着七八十万元的年薪，开奥迪Q7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