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妇女的“标志性”人物

　　导语：作为女性，达尔夫人实现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取得了事业成功，只是经历了更多的生活磨练，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这一本日记所记载的，就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女性克服困难走向成熟的过程。

　　十九世纪中期的波士顿，照亨利-詹姆斯的说法，是美国社会革新思想的温床。超验主义﹑废奴运动﹑教育改革以及女权运动，各种新旧思想在这里激烈碰撞，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计划也由此展开。美国著名女权运动先驱卡洛琳-希莱-达尔夫人的日记《波士顿的女儿》(Daughter of Boston: Extraordinary Diary of a Nineteenth-century Woman Caroline Healey Dall)便是这一时代的缩影。

　　达尔夫人1822年出生于波士顿富商之家。身为商业银行总裁的父亲早年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一直引以为憾，于是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女儿身上。达尔夫人天资聪颖，很早就掌握了包括拉丁文在内的四种语言，十三岁开始在当地宗教刊物上发表文章，并开始小说创作。但这一切都远不能令父亲满意。到十五岁时，她的正规教育被迫终止。由于母亲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父爱可以说是她人生中最大的渴望，但父亲过高的期盼和严苛的要求又时常将她的渴望击得粉碎。作为自强自立的女性，这种与父亲矛盾冲突的痛苦几乎陪伴了她一生。

　　正规学业的终止对达尔夫人而言并不意味着学习生涯的结束。恰恰相反，受到爱默生“自我教化”学说的影响，从狭小的书屋走到广阔的社会中来，她感到自己的人生刚刚开始。除了从爱默生﹑阿尔柯特﹑帕克等人的演讲中汲取精华，她自己也一直坚持阅读﹑写作和翻译，此外，她还积极参加了当地科学学会和艺术团体举办的各类活动。这一切，都为她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和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的交往是达尔夫人终身的财富。最初，她奉父亲之命去聆听爱默生讲演，对演讲主持人皮博迪小姐的睿智和热情印象深刻。皮博迪看了她的日记，提出了改进意见，并指导她如何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皮博迪小姐还以一贯的热情介绍她进入“超验主义俱乐部”，劝说她参加富勒举办的“谈话”讲座。

　　超验主义者们在年轻的达尔夫人眼中个个都出类拔萃：爱默生的乐观自信，阿尔柯特的执着理想，甚至帕克关于教会改革的激进思想，都令她陶醉不已。富勒言辞犀利，英姿勃发，更成为她崇拜和仿效的偶像。“我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取得像富勒小姐那样的成就”——1841年，她在日记中表露了对未来的担忧。而事实上，通过她自己毕生不懈的努力，她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富勒《十九世纪的妇女》所取得的成就。

　　十九岁时的一场恋爱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美国文物协会”的地方领导人黑文是一位三十五岁的鳏夫，学识渊博，谈吐风趣，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但得知她父亲破产的消息后，黑文退缩了。伤心愤懑之下，她很快与另一位青年牧师查尔斯-达尔订婚。这一草率的决定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也给她本人带来了终身难以消除的伤痛。

　　和她母亲一样，达尔牧师也患有精神疾病，状态极不稳定。达尔夫人跟着他辗转于麻省及附近地区，甚至远走加拿大多伦多，以求获得一块安身之地。但她的这一愿望似乎从未能实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下，怀孕﹑流产﹑生子﹑夭折，像当时绝大部分中下层妇女一样，达尔夫人很难逃脱这梦魇般的厄运，只能寄希望于丈夫的“自我节制”。正如一位朋友向她宣讲的，一旦拒绝丈夫的“合理”要求，可能逼迫他们走上邪路——日后达尔夫人在演讲中猛烈抨击波士顿等大都会中盛行的妇女卖淫现象，强调妇女的自我牺牲以维系家庭的稳定，显然也是她思想的真实反映。1850年代以后，她父亲摆脱危机，重振家业，但她本人的境况并未有所好转，因为父亲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一是要求她离开达尔牧师，带着一双儿女返回波士顿家中居住；一是彻底和废奴主义者划清界限。

　　废奴运动自1830年代起成为社会知识阶层的共识，到南北战争之前，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国会立法，效仿英国，在整个美国永久废除黑奴。但在波士顿这样富商云集的都会，由于切身利益的缘故，仍有不少像她父亲这样的富人反对废奴。在父亲的高压之下，达尔夫人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一运动当中去：同情并主张废奴的爱默生和阿尔柯特及其家人成了她的座中常客；她与废奴主义激进人士帕克保持密切交往；同时与废奴运动领袖道格拉斯也有通信联系；甚至还收留过一名逃难的黑奴。她自己觉得是凭借个人良心和上帝的仁慈行事，尽管知道这会激怒包括她父亲在内的保守人士，也毫不畏惧。

　　战争期间，虽然拒绝了年仅十七岁的儿子走上前线的请求，她本人却为出征士兵日夜缝制衣服，将废奴的主张直接转化为行动。战争结束后，达尔夫人除了应邀为报刊撰稿，还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身到妇女运动当中。作为“新英格兰妇女俱乐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她和同伴们组织演讲﹑举办刊物﹑发表文章，从妇女教育到职业及婚姻、生育，几乎涵盖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达尔夫人的演讲不仅富于学识文采，而且思想犀利，感染力强，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爱默生的女儿爱迪斯就视她为偶像。

　　令她更为振奋的是，赞誉还来自她以前的导师皮博迪：“我喜欢听她谈论，看她微笑……学识深邃……既不乏青春朝气，又有成熟阅历和直率坦诚——我从未见到任何人的个性如此完美。”亨利-詹姆斯一家在聆听了她的谈话后，老詹姆斯成了她的崇拜者，并且断定，当时其他女性的才智跟她相比，无异于“婴儿”。她的才情甚至折服了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弗朗西斯-克利夫兰，并成为了她的密友。

　　然而，在获得名声和事业成功的同时，达尔夫人的直言不讳和率性而为也使她得罪了不少人，以致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波士顿的女儿”——这座城市本应为她而自豪——在她父母去世后，最终被迫离开波士顿，迁居华盛顿。

　　达尔夫人对皮博迪小姐一直非常尊敬，视其为精神导师，她后来也步皮博迪后尘，不仅成为演讲家﹑自由职业者，也是成功的出版商。很早时候皮博迪就告诫她注意社交场合的禁忌：她本人曾因阿尔柯特先生在《与儿童谈福音书》中执意写进关于生育与性等话题而与之决裂。但达尔夫人对她的告诫置若罔闻，相反，她却在演讲中大谈卖淫现象和妇女的性生活，甚至还主张自由恋爱。对此，皮博迪小姐表示非常失望。她与皮博迪的决裂还因为她在演讲中公开抨击了贺拉斯-曼在安提阿学院拒绝女生入学的错误行为。曼被誉为“美国公立学校之父”，也是皮博迪的姻亲。皮博迪听到演讲后，给达尔夫人写信要求她道歉。后者却坚持己见，认为“过于热情使得她(皮博迪)无法做出有价值的评判”。

　　同样因为直言不讳，达尔夫人还得罪了阿尔柯特一家。在早年的教育改革事业失败以后，阿尔柯特靠爱默生等友人的接济勉强维系生活，直到女儿路易莎-梅的小说《小妇人》一举成功。梅的第一部小说《情感》完稿后请达尔夫人审读。读完书稿后，她认为书中虽然个别章节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不错，也欣然推荐出版。但紧接着，她在报上发表的评论却激怒了阿尔柯特，认为她是恶意中伤。面对指责，达尔不肯退让，坚信自己不过是表达了真实的想法。

　　在演讲中，除了富勒，她还将英国十八世纪女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树为女性生活的楷模，这令宗教保守派人士大为不满。他们质问她是否提倡玛丽的性道德观，甚至暗示她本人在丈夫达尔牧师患病及离家出走期间也有品行不端的行为，何况她演讲时穿的裙子又是那么短！达尔夫人被迫出示了钱宁博士的一通书信，证明她对玛丽的看法完全合乎道德规范。同时又出示达尔牧师的一封书信证明他们的夫妻关系一切正常，而她本人并没有像他们指责的那样倡导自由恋爱。

　　当然对达尔夫人而言，更大的伤害还来自阵营内部。与当时较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不同，作为正统的教会人士，达尔夫人始终坚信婚姻的神圣性。正如她在批评梅的小说《情感》时所说，“婚姻必然是不完满的”，但无论男女总要勇于承担上帝所赋予的职责，而不必像小说中的女孩子那样声称无力去爱，而陷入两难的困境。无论如何，“女性理应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使得家庭幸福”。这种对于家庭的传统观念，对于视家庭为樊笼﹑视婚姻为枷锁的女权主义者而言，无疑是一副毒药，会毒害她们所从事的将妇女从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取得与男子同等权利的伟大事业。1868年，他们合谋将达尔夫人开除出俱乐部。

　　接下来的十年，达尔夫人将注意力转向“美国社会科学协会”。作为协会的创始人，她参与制定了协会章程，并长期担任执行官员。同时，她还以记者和自由职业人的身份大量发表文章，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1895年，在她七十三岁高龄时，她还发表了“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演讲。她没有像听众期盼的那样，回忆一些年轻时期与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交往的趣闻轶事，相反，却从女性的视角重新诠释了这一场运动，认为它开始于一位女性(安妮-哈钦森)而终于另一位女性(玛格丽特-富勒)——或许还应加上皮博迪小姐﹑瑞普利夫人和她本人。事实上，包括超验主义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学说或改造计划，离开这些杰出女性的参与和支持，都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波士顿的女儿”。

　　达尔夫人早年在日记中曾经设想：假如是个男性，她就可以上哈佛，进神学院，毕业后可以当牧师或做教授——但也许与她日后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两样。作为女性，她实现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取得了事业成功，只是经历了更多的生活磨炼，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这一本日记所记载的，就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女性克服困难走向成熟的过程。

　　达尔夫人于1912年病逝，被后人尊奉为十九世纪妇女的“标志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