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早年的教书生活

　　导语：沈从文早年的教书生活，指的1929年到1933年间，他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短暂任教的情形。

　　一

　　1928年初，沈从文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母亲和九妹也来同住。生计全靠他一人写稿，全年发表作品四十余篇，出书十余种，仍然入不敷出。为摆脱书店盘剥，也为了文学理想，他和胡也频、丁玲创办《红黑》、《人间》两个月刊，1929年1月问世；因不善经营，《人间》只出三期、《红黑》只出七期就停刊，三个年轻人的红黑出版处也倒闭。没赚到钱，反而背了一身债务。困窘时竟至于病床上的母亲也陷入挨饿情形。

　　为缓解沈从文的困境，1929年6月，徐志摩推荐他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8月，校长胡适聘请他为国文系讲师。沈从文和胡适上一年因《新月》的关系结识，两人私谊很好；但胡适之所以破格聘请沈从文，不只是因为他和徐志摩、沈从文的私谊，也不只是因为他对沈从文个人创作的欣赏，胡适有他自己办学的思路。这一点在他日后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如1934年2月14日日记：

　　偶捡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不过沈从文自己并不能够充分领受“受学生爱戴”的愉快，他那一时期的心绪一直恶劣不堪。大哥把母亲接回家乡，他在中公每月大概有一百七十元的薪水，按理说负担减轻不少，但还是常常钱不够花，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不断寄钱接济他。他才二十七岁，已经跟朋友这样说话：“际真，人老了没有用处，只有你可以懂我这个话。”还说，“我身体太坏了，一上学校，见学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标致学生全令其退课，则上课神清气爽矣。”

　　学生们喜欢这位先生，却不能了解这位先生的苦恼：“学生天真烂漫的听我讲我的牢骚，这些有福气的人！他们仿佛都觉得我活得痛快，女人看到我有趣味似的玩，她们以为我是先生，懂许多事，理解一切，高兴时就创作一篇小说，平时也非常舒畅，她们大胆的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就似乎很放心以为我不会损害她们，也不怕我会爱她们。这些天保佑的愚蠢女子！”学生们不知道，“我单是为了怕见一个女人牺牲了两点钟不上课就回了家的。在昨天，晚上开系会，拍掌要我演说，她们笑，我却在回家车上哭，看出自己可怜。”

　　在沈从文的感受里，他和他的年轻学生之间，似乎非常之“隔”。这年冬天他爱上了外文系二年级的张兆和，却长期得不到回应，更让他觉得自己不会被这些年轻人理解。他一面抱怨大学生不读书，一面又劝他们好好去玩。一时说，“大学生全是怪可怜的一种东西，买书都只看广告，把书买来一看，失败了，便说中国作家糟糕，且从此就不买书了。”另一时又讲起，“写信时来了五个学生，三男二女，问我怎么样写文章。我看了一会这些春天来发红的脸，告他们应当好好的玩，譬如恋爱，就去太阳下谈，去发现，试验，做一点荒唐事情，总仍然不相信样子，逼到我开书目一纸走去了。真是一批蠢东西，不晓得自己好处，只羡慕做文章，这糊涂欲望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男女皆中毒，奇怪极了。”

　　也许因为是给朋友的信，沈从文有些夸大了他对教书的厌烦。他是因为写作不足以支撑生活，不得已才教书，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他性格上极其认真，一旦做这件事，就会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他上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课程，每周四个钟点，看起来应该是很轻松的，实际上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准备课程，编写讲义。他上的新文学课，第一个学期讲中国新诗，第二个学期讲现代小说，“新的功课是使我最头疼不过的，因为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作一总检查，且得提出许多熟人”。一个本来专事创作的人，因为教学的需要，同时成了一个批评家和研究者。他还在上海暨南大学兼了中国小说史的课，这对他是一个新的领域，他也认认真真去编讲义。他上习作课，用的方法最朴实，不是作家的人就没法模仿：他自己写一篇出来，当作示范。

　　沈从文在中公只有一年时间，学生当中，受到他各种形式帮助，现在仍然能够举出名字来的，就有何其芳、刘宇、李连萃、吴春晗(吴晗)、罗尔纲等。他的穷困，与此也有点关系。

　　1930年5月，中国公学校董会同意胡适辞去校长一职。沈从文也打算辞职，他给胡适信里说：“一年来在中公不致为人赶走，莫非先生原因。”沈从文不想再待下去，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他对张兆和单方面的恋爱无望结果，不如就此离开。8月正式辞去中公的教职。

　　多年后谈起中公时期，沈从文自然就平静了许多，也能够看得更清楚了：“我在中公教书，有得有失。生活稍稳定，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另一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从文子集》、《甲集》、《虎雏》集中等等若干短篇，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学习过程中有个比较成熟期，也是这个时候。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从这时方起始。”(见1950年12月写的《总结-传记部分》)

　　二

　　胡适、徐志摩给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写信，推荐沈从文前去任教。从陈西滢给胡适的信来看，这事颇为不易：“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的”。

　　好在最终还是成了，沈从文于1930年9月16日到达武昌。

　　沈从文教的课，与在中公差不多，还是新文学和习作，一周三小时，职称却只是助教。朋友中孙大雨也是新来任教，但孙大雨留美归来，是大教授。“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适也是自然的事。……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

　　沈从文在信里跟胡适说：“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中国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赃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还有更可怕的，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每天杀人。他告诉远在美国的王际真：“这里每天杀年青人，19岁，17岁，都牵去杀，还有那么年纪女子中学生。”

　　时间倒是很多，到图书馆看书，“看得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做，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

　　写字，随手画画，是沈从文的习惯，心情很坏的中公时期和武大时期也没有废掉这习惯。“我是在小时就非常爱写字(可怜得很，我也只有机会成天写字！)如今是觉得明白了这不是自己相宜的一种娱乐，所以写也是歪字，从不求它好的。”这还是在吴淞中公的时候给朋友信里的话。

　　这个学期一结束，沈从文就回到了上海，遇到事情耽误了返校日期，他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去，索性就结束了和武大的这段并不愉快的关系。

　　当年在武大的朱东润，1976年写自传，其中有一段描述沈从文(1976年，沈从文这个名字还没“出土”呢)：“值得记载的还有一位沈从文，青年作家，那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小兵出身，但在写作上有些成就，武大请他担任写作教师。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锻炼的，但是上课的情况非常特别。第一天上课时，红涨了脸，话也说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因此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久以后他离开武大，到过山东大学，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大教书，是有些声望的。”

　　朱东润所描述的情境，通常讲沈从文的故事是出现在他在中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没想到，他到武大，又重复了一次。

　　三

　　沈从文回上海过寒假，在1931年元旦这天，得到两个消息：父亲头年11月在家乡病故；他的好友张采真在武汉被当局杀害。1月17日，胡也频被捕，身上穿的还是沈从文的绒袍。沈从文在上海、南京之间来回奔走，多方营救未果。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陪伴丁玲把遗孤送到湖南常德给丁玲母亲抚养。再回上海已经是4月。

　　8月，沈从文应聘任青岛大学国文系讲师，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本来，一年多前，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就曾邀沈从文前去任教，沈从文接受了路费，却未能成行，而去了武汉大学。

　　9月开学，11月13日致信徐志摩，托他为刚离开青岛到北平去的方令孺介绍工作，还说，“我这里留到一份礼物……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21日和朋友们在杨振声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知徐志摩十九日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沈从文连夜赶往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

　　几个朋友接连的不测，反倒使沈从文硬朗起来。吴淞中公时期那种自我哀怜和感伤的情绪大大减弱；工作的氛围、同事的关系，也可以说不错；再加上“此地海水真极美”，对特别敏感于自然、善于从自然获得教育的沈从文来说，实在是难得的。

　　1932年暑假，沈从文做了两件人生中有转折意义的事：一是去苏州看望大学刚毕业的张兆和，此行使得本来无望的爱情忽然出现转机；二是用三个星期写了《从文自传》，通过追索自己生命的来历，三十岁的他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找到和确认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他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1933年5月4日，沈从文给胡适写信说：“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近来也在这边作点小事，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若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在这里生活倒很好，8月7月也许还得过北平，因为在这边学校教书，读书太少，我总觉得十分惭愧，恐怕对不起学生。只希望简简单单过一阵日子，好好的来读一些书。”

　　8月，沈从文辞去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到北平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杨振声是头年九月青岛大学改名山东大学时辞去校长职务，到北平主持此项工作的。一同编书的还有朱自清、吴晗等。

　　沈从文早年的教书生活就此结束。六年之后，在昆明，沈从文又任教西南联大，那是另一段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