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传统 探寻出路

　　导语：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中的乡村社会经济资料是作者上世纪80年代在关中各县档案馆的尘封故纸堆中手工摘抄的，不仅弥足珍贵，而且开风气之先。而作者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之熟稔，又与关中文献相互补充，相映成辉。这些或许就是此书耐读且有启发的诸般缘由吧。

　　秦晖、金雁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一书最大的“异数”是其生命力的旺盛，这在当今学术界、出版界堪称奇迹。

　　这是一本上世纪80年代中叶撰就的著作。因故却初版于1996年。即便如此，但我相信，每个捧读2010年再版新书的人，都能感到此书仍不失其前沿地位和现实价值。或者毋宁说，今天看来此书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和当今改革进程仍是十分有用的一把“解剖刀”。此书从我国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出发，却绝不仅限于关中地区，而是延伸到上至先秦、下到明清的整个传统社会。用秦晖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对前近代社会及其现代化转型的系统思考。”

　　共同体与封建主义

　　所谓“前近代社会”就是“农业社会”。而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还有8亿(在户口/体制意义上)至6亿(在职业/现代意义上)农民。不言而喻，没有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意义上的现代化。更为紧要的是，“三农”问题当下呈复杂化态势。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在当下演化出一个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夹心层”。即在三分之一的城市户籍人口和三分之一的农村留守人口之间，有近3亿的农民工，既融不进城市，又无法回到农村，而是每年像候鸟一样往返奔波。他们的基本情况是：人往城里走，房在乡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辈种田。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三三制”结构，有学者认为这是早先计划统治的最大遗产，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民生福利的最大损失，从而成为今天经济高速增长的瓶颈，成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最大障碍。秦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是要改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书中针对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种种分析，绝无当今“愤青”之随意和浅薄，而是有学理资源和大量材料强力支撑的。例如怎样认识和界定“封建社会”之本质特征这个近年来困扰着学术界的“老大难”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或发文或著书刊布高见。而秦晖从马克思的“亚细亚理论”出发，深入到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共同体”之中，指出各类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是对个体(包括人的个性、权利、自由)的束缚，当然以同时提供某种“保护”作为对应条件。中西封建社会的区别只是各种大(如国家)、小(如村社)共同体的区别而已，其对个体的束缚、以及人的依附性的普遍存在则是毫无二致的。因此自然经济、共同体与人身依附关系，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三要素”。在我看来，这三个要素其实就是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且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给自足，还是命令经济？

　　再就自然经济而言，《前近代》一书经分析后指出，其本质特征“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毋宁说是不自由的经济”，“而就其运行机制来说则是命令经济”；其与计划经济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排斥自由商品经济”。由于各种共同体中“由人从属于狭隘群体而导致对独立所有者权利的否认”，整个社会中“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大量存在”，因此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冲破共同体对个体既束缚又保护“这张恢恢天网”。秦晖进而指出，个人对于共同体的依附才是马克思封建社会观的核心。而“关中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者(身份性特权与政治权力)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扩而大之，中国封建社会就家国一体的大共同体，无论“关中模式”还是“太湖模式”，盛行的都是“权力剥削”。如果不能遏制住“权力强制”这匹野马的肆虐，如果不在消除人身依附和共同体束缚上下工夫，则反封建的任务显然无法完成。因此，当今改革的根本目标或曰正确方向，就是从马克思所说的破除自然经济下“人的依赖关系”入手，经由发达商品经济下“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之独立性这个环节，最后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在此略提一笔，一本科学性的成功著作，还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上。《前近代》中的乡村社会经济资料是作者上世纪80年代在关中各县档案馆的尘封故纸堆中手工摘抄的，不仅弥足珍贵，而且开风气之先。而作者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之熟稔，又与关中文献相互补充，相映成辉。这些或许就是此书特别耐读、特别有启发性之诸般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