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物者的乌托邦

　　导语：董启章已经出版了20多部作品，早年擅写校园生活，《体育时期》可说是这方面的大成，两位女主角的生活隐隐昭示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的栩栩，而他笔下的早期人物小冬也出现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但董启章的成名却是倚靠着性别写作的路线，从中篇《安卓珍尼》到长篇《双身》，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领域就是地图暨V城史写作，《地图集》、《V城繁胜录》等，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恰好融合了他学生生活和V城史书写的两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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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台港多种年度书籍评选中都被选入十大，这种个人史诗式长篇小说，其写作毅力值得敬佩，尤其在香港。董启章从开始写作就有意识地通过多部作品建造一个共同的虚拟世界，他们沿用相同的名字，像V城、董富、栩栩、小冬，这是西方正典的叙述大师的基本手法和野心，这“自然史三部曲”无疑是他的世界目前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我们衡量一部作品的杰出绝不是看其厚度或作者的野心，而是看作品本身所达到的深度。

　　这本《天工开物-栩栩如真》，首先我们只会满足于这是一部技艺纯熟的现代小说，它展示自己的各个细节引诱着学院式批评家的解读；后来你惊讶于这是一部复杂到极致的后置小说，把那个术语的可能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以上两种发现反而令你作为一个有所期待的最佳读者觉得不够过瘾时，最后你却发现不知不觉被董启章引领到一个技艺难以涵盖的境地，在那里你只能和作者一起慨叹写作之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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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小说首先是董启章或“我”个人的物史。现实中的董启章的名片上印着“董富记文字工场”，这是他对他小说中叙述的他的爷爷和爸爸经营的“董富记”机械零件制作工场的继承，而在这部小说里他采取的基本手法就是像制造零件一样制造出组成故事的物的意象，再制造出物的隐喻以及隐喻的延伸，再由这些意象群编织出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

　　实际上这更接近一组长诗的经营手法而不是一个故事的叙述手法。但这二声部小说的其中一声部“天工开物”的部分全是这样组成，并且为另一声部“栩栩如真”提供了把想象沉淀下来的喻体。“天工开物”的部分是关于作者董启章或叙述者“我”个人的物件发展史，从收音机、电报、电话……到照相机、录音机和书本身，每一章都由“我”向他虚构的人物“栩栩”回忆一件对他和他祖、父辈有意义的人工创造物件，再带出“我”和“如真”等人的情感经历，其间纠缠着对历史、血脉、爱情和写作本身的思考。

　　你可以大致推理出这么一个在“真实”世界的故事脉络：“我/董启章”是怎样继承其祖父母“正直人董富”和“扭曲人龙金玉”的特征，经历了“V城”的盛衰、友情和恋情的破灭，成为作家，通过写作创造了自己的替代性人物“小冬”和理想女性人物“栩栩”，“栩栩”为了寻找“小冬”来过“真实”世界然后回去“人物”世界，于是就有了这一声部的“我”写给“栩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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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纯粹从虚构中产生的小说“人物”是物的特例，它是完全从无到有，又呼应着鬼的哀伤，鬼，是从有到无。这是二声部小说之另一声部“栩栩如真”的辩证法。

　　首先我们目睹了栩栩的诞生，她作为一个人物从开始就是17岁，因为作者的安排，没有过去。栩栩的世界是个物化的世界，人均有物的部分、工具的部分作为肢体，此所谓“人物”世界，人和物是不分的，但栩栩仿佛除外，即使栩栩偏偏是个小说家塑造的中心“人物”。

　　董启章乘机批评了传统小说的角色，实际也批判了香港或现代城市的异化，所谓人物法则，就是抹煞人的可能性，把人制约为人物，要求人物扮演好固定的社会角色。在人物世界，一群董创造的“我”创造的人物在董的安排下反思起人物存在的意义。

　　“栩栩如真”部分的故事就是：栩栩在人物世界被创造出来，她在学校遇到小冬，后者令她产生了人之特性和爱情，她为了寻找小冬去到真实世界，遇见“我”然后仍回到人物世界，参与人物的革命，发现小冬是她的创造者，最终脱离“物”迎向“可能世界”的新生。

　　实际上，“我”和“我创造的人物”都是董启章创造的人物，董创造的“我”创造了“小冬”，“我/小冬”又创造了“栩栩”，这真是极端的故事里的故事结构。其中关系纠葛生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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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给自己的人物栩栩写信，无意暗示着他对她的爱欲渴望关系。即使是明知在“文字工场的想象书写过程”里。作为文中作家的“我”是一个多少有些自私的“我”，下意识里一步步达到了目的：想拿栩栩替代如真。但这就涉及“虚构”的道德感问题。最终他反省了，放弃了这欲望。在“真实世界”一章里扭转乾坤，“我”也真正获得“人物”的身份，彻底从董身上出离。真实、虚构、虚构之虚构，在这里完全交错相生，复杂得无有头绪。从“我”对栩栩/如真的“痴”里带出的是董对写作行为的痴迷，个中滋味，非写作者难会。

　　实际上，作者只能承担责任，而不是去主宰。小说的发展到最后是逆反独裁者的控制的，栩栩选择的可能世界，是一个作者“我”和“小冬”，甚至作者董启章本人也未能把握的世界，但是，它在栩栩的能动性下存在了、存在着。它期待着在此后两部“自然史”中的生长，照料这生长，就是作者的责任。

　　严肃认真人文情怀

　　我曾居香港，深知香港是一个竞争极强、压力极大、节奏极快的城市。在这样的地方，城市与个人的关系是极为暧昧的。如何用文学表现这层关系，自然成为文学家当仁不让的天职。恰如董启章在《体育时期》中所说：“当城市大于人，大于贝贝，大于不是苹果，那说明了人的空间已经缩到最小了；相反，人还是能反抗城市、拒绝城市的，还是可以挪用它、私自改造它的，把它变成属于自己的地方的。在这个小说里，个人与城市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社会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当然不能奢图用文学家的笔就能解决。但是，每一种努力、每一种尝试，都代表一股力量、一股声音。在《体育时期》里，我读出了董启章严肃而认真的人文情怀。

　　不过，在香港这个“购物天堂”，在一个用“不严肃”眼光看待文学的城市，做一个严肃文学家，董启章注定是孤单的。在“语言暴乱”一节中，董启章用电脑乱码，“天书”一般写了一封信。我看了这段文字，忽然有种莫名其妙的辛酸。———难道在香港，严肃文学不正是被视为“乱码”和“天书”一样的吗？

　　好在董启章知道，总有一些并肩作战的同志，虽不常抛头露面，他们却是存在的。小说里，有一次贝贝被问起和不是苹果的关系如何。她说：“那就好像，两个人在黑暗里，站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一个孤立的悬空的高台，你知道，只有另一个人和你在一起，一同处于那境地，但你们又不能互相很清楚地看见对方。你们只能靠那种共同站在那里的感觉，相信自己不是孤单的。”对，我相信起码董启章有一份信念，相信自己并不是孤单的。

　　一座城市的生命，往往是一个天才作家赋予的。张岱之于杭州、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张大春之于台北，莫不如是。香港，就是董启章的V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