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钦斯基：混淆新闻与文学界限的大师

　　导语：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身上顶着无数的荣誉，如“当代希罗多德”、“现代新闻大师”。但另一种声音认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虚构。在他去世以后，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响，包括最新出版的传记《非虚构的卡普钦斯基》。

　　公元前5 世纪，希罗多德把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纪录下来，著成9 卷本的《历史》。这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希罗多德也因此被誉为“历史之父”。《历史》通过叙事的手段来表达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和政治动荡的社会原因，是希罗多德为西方史学树立的一个榜样。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勇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然而，也有不少历史家和哲学家怀疑希罗多德所记内容的真实性，并称他为“谎言之父”或“欺骗者”。

　　去年5月，波兰新闻大师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自传性长篇随笔《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中国推出了中译本。这位被誉为“当代希罗多德”、“现代新闻大师”、“世界翻译家”、“世界上最伟大的记者”，如今正面临与希罗多德同样的质疑。

　　记者、间谍还是骗子？

　　今年3 月初， 一本长达600 页的新传记《非虚构的卡普钦斯基》(Kapuscinski non-fiction)面世。作者阿图尔-多莫斯瓦夫斯基(Artur Domoslawski)认为，卡普钦斯基在其记者生涯中，置“英式新闻”的严格规范于不顾，屡次逾越新闻报道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混淆事实与想象。他不仅在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声称亲历了事件现场，甚至为了所谓“更高层次的真实”，多有刻意之编造。更有甚者，卡普钦斯基之所以能在禁忌年代走访各国，因为他是效力于波兰情报机关的情报员，记者身份只是掩护。卡普钦斯基的遗孀艾丽西娅近日出面，澄清她的丈夫“绝非间谍”。她表示，卡普钦斯基与当局签的合约，是当时出境旅行“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过华沙地方法院日前驳回了她禁止该书出版的诉求。

　　卡普钦斯基生于1932 年， 50 年代后期开始成为波兰通讯社驻非洲的唯一记者，开始了他40 余年的驻外记者生涯，足迹遍及60 多个国家。他深入拉美、非洲、中东等地，亲临火线，发回弥漫着硝烟的报道和照片。他一生共亲历过27 场革命和政变，4 次被判死刑，40 余次被拘关押。1978 年，他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皇帝》(Cesarz)，内容虽是海尔-塞拉西在埃塞俄比亚统治衰落史的记录，但对独裁体制的分析上却极具普世价值。三年后，他出版了新书《伊朗王中王》，记录了1979 年推翻巴列维国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描写安哥拉内战的《生命中的另一天》(1976)、见证苏联衰落时期的《帝国》(1993)、《足球战争》(1978)以及《太阳的阴影》(2001)。作为作家，他曾获46 项国内国际大奖，6 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创作了20 余部文学作品，最多被译成30 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被誉为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报告文学大师。

　　3 年前，卡普钦斯基去世，质疑者开始纷纷出动。其中，著名的英国调查记者，任路透社、BBC、《金融时报》驻非洲记者长达6 年的米赫拉-罗恩(Michela Wrong)写道：“对于诸如种族隔离、艾滋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样构成非洲历史的事情，他看似动动嘴皮子，其实却保持着令人吃惊的沉默。”6 年前，约翰-赖尔(JohnRyle)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写道：“他的名誉式微，不少非洲读者、非洲问题学者以及那些怀疑他对事实添油加醋的记者们都开始有所察觉。”最大的声音来自肯尼亚作家赛亚凡加-瓦奈纳(Binyavanga Wainaina)，他直接将卡普钦斯基描述为“一个骗子及一个意义深远而危险的种族主义分子”。而多莫斯瓦夫斯基则认为：“他不知道自己逾越了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我认为他的书精彩而珍贵。可说到底，它们应被归入小说。”

　　如果你没有亲自出席，就请闭上嘴

　　卡普钦斯基做记者时，总是随身带两本笔记。一本平铺直叙，写消息，随即以电讯发回国内；另一本则记所思所感，夹叙夹议，用作将来写书的素材。维护卡普钦斯基的人更愿意相信他是公平、人道且感性的。他们认为，事实会被记录在哪一本笔记本上，没有明显的界限。所有的记者都会将对话重组或者重新解构语言，以期制造更强烈的效果。卡氏也许有责任提醒读者，第二本笔记本上记载的并非报告文学，而是用有血有肉的感性，使真理更真实。很遗憾，他没有这样做。同他的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卡普钦斯基习惯谈论“文学性新闻报道”(literary reportage)，这意味着，你可以相信你被告知的一切，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文学细节。

　　1975 年，卡普钦斯基在安哥拉内战时期走访该国。在此后20 年间，交战双方从未停止过战争，而他似乎早就预见了这一切，他在《在生命中的另一天》里写道：“每个人都曾是每个人的敌人，没有人确定谁会迎接死亡、在谁手中、何时、何地、为什么。”

　　劳拉-帕森(Lara Pawson)曾作为BBC 的特派记者前往安哥拉，《在生命中的另一天》出版后23 年，她首次读到它。一位安哥拉记者告诉劳拉：“别相信任何一个词，书中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编出来的。不过，想要了解安哥拉内战或者葡萄牙空军的状况，你别无选择，这本书是现存文稿中最准确的。”

　　劳拉表示，不止自己一个人迷恋着卡普钦斯基笔下这样的段落：“这些狗还活着。它们曾经是宠物，被惊慌出逃的主人们遗弃的宠物。荒芜、流浪，它们终日诚惶诚恐地四处找寻食物。在被喂饱之后，它们满意地转移到政府宫殿外柔软的精致草坪上，纵情狂欢。有一天，它们失踪了。我想它们是跟随了人类的步伐。人们可以假设，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导者出现在队伍中，带领它们离开这垂死的城市。也许它们仍然游荡，但我不知道在什么方向，或在哪个国家。”

　　在一场关于德国作家泽巴尔德(W.G. Sebald)的讲演中，威尔-塞尔夫(Will Self)提出，他“不信任复述事件时的表面明确性，尤其当该事件暴力到足以使感觉失常”，他认为，泽巴尔德的作品，从法医的角度而言，正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造成某一部分记忆的空缺、抑制或遗失。劳拉认为，这一陈述对于卡普钦斯基对战争的报告同样适用。“赖尔的‘对事实添油加醋’的说法，根本毫无意义。至于那些不懂波兰语却在瞎起哄的时事评论员，用卡普钦斯基自己的话来指责他们最合适不过，‘如果你没有亲自出席，就请闭上嘴’。”

　　人的双重性

　　直到生命终结时，卡普钦斯基对其生命旅程的质问仍然结合了记者的好奇心与小说家的本能，他的兴趣在于身份，尤其是对“他者”的定义。2003-2004年间，他以“他者”为题，在波兰的卡拉夫科以及维也纳，做了一个系列讲座。在这些讲座中，他探讨了欧洲与非欧洲、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以及身份的拥有与强加。身份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这也许是错误的。然而，无论是1000 年前的撒哈拉地区、1618-1648年德意志三十年战争时期或21 世纪的美国，个人始终需要被群体所定义。

　　卡普钦斯基明白这一点，他说：“无论在世界何地，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双重性。首先，他是一个有欢乐与痛苦、不喜欢挨饿受冻的平常人。但是，重叠在这个人身上的另一个身份，是他所承载的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信仰和信念。这两个实体并存，不断互动。任何一个曾经在这个我们假定的‘扁平化’的世界上旅行过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很少人能否认来自民族、方言、种族的感情牵连。不同的人种、美食、传统和历史都会影响情感方式。这证明了在自由干涉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理论中存在的巨大缺陷。许多以纯经济增长为导向的理论，都对情感的作用轻描淡写，而当人的双重性产生冲突时，通常都是第二种身份获胜。”

　　卡普钦斯基的思想受到犹太裔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的影响，后者认为，我们对“他者”的态度定义了个人。同时，他也提及瑞士旅行家、思想家和科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歌德、奥义书、孟德斯鸠、康拉德等。卡普钦斯基明确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所有的文明都存在自恋倾向，文明越强大，这种趋势就越明显。”欧洲大陆的媒体记者们，就是很好的例证，尤其在电视上，他们常爱对一个他们甚至从未读过一本书的国家大放厥词。

　　在最后一讲“多元文化主义”中，卡普钦斯基指出，平等的观念在人类的头脑中出现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在网络时代，我们正以无法想象的频率，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遭遇“他者”，这将促成相互尊重还是会滋生傲慢？ 他说自己虽然是个乐观主义者，但不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