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中心南移”的最早提出

　　导语：就其传世论著而言，张家驹先生已无愧为宋史学创立期的主要拓荒者之一，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说”，足以并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里最具问题意识的两大命题。

　　我入读上海师大时，张家驹先生已经去世四年，当时也不知道其人其书。我学宋史，追随的是程应镠先生，从先生那里才听说张家驹的大名。程先生说，他自己只是校点了《宋史》，对宋史还缺乏全面研究；张家驹先生才是宋史专家。也许受到指点，大学一二年级，我阅读了所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给一个宋史初入门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近出版的《张家驹史学文存》收入了他的三部著作：《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张家驹史学论稿》，其中《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尤值得一说。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不仅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史的总体把握，也影响到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与历史地理学诸多领域，堪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在其之前，虽有学者对南北经济嬗变消长做过零星的探索(例如日本的桑原骘藏与加藤繁，中国的丁文江、谭其骧与全汉升等)，但将这些不成系统的关注提炼为一个关系全局的重要命题，并给出全方位论证的，张家驹功莫大焉。

　　从燕京大学高年级起，张家驹就涉足这一问题。1942年岁末，他自述道：“此七八年来，对于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之史的研究，颇饶兴味。”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就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宋代东南之繁盛》。这篇论文的具体内容不得而详，他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与《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等文章，或许与此有关。

　　1936年，张家驹中止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学习，南下故乡广州谋职，其研究却并未中辍。但不久抗战爆发，他也辗转播迁，积累的资料“多所散佚”。1938年，他流寓香港，重搜史料，“始复旧观”。次年岁杪，他着手撰著《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至明年春，草就上篇。1939年岁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之沦陷，他继续在“火线之下，潜心工作”。他自述其情其景说：“维时炮轰之声，晨昏不绝，作者蛰伏斗室，如若无闻，自念生命危于顷刻，益觉时光之可贵。”这种不惜以生命写历史的精神，让人想起中国史家“史不可灭”的古训，也让人想起数学家高斯在拿破仑围城时研究不辍的执著精神。1942年3月，他“逃难故乡，续成最后两章”。而战祸却使他的“所有卡片，悉数牺牲”。

　　孰料业已完稿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以下简称《南迁史》)，依旧命运多舛。张家驹先以初稿自珍，后来屡经删易，最后考虑免遭兵火之灾，才决定正式付梓。然而，印书馆只印出半部书稿即告倒闭，便在1944年草草装订行世。如今，这半部原版本也颇罕见，唯在《民国丛书》第五辑中尚能一睹其貌，目录上标明《上篇——沿革考》，没有版权页，《七十六年史学书目》著录为194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对这半部《南迁史》，1949年后，张家驹在多次填写的履历表上从不提及，直到他为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以下简称《南移》)写《后记》时，依旧讳莫如深，好似浑无此事。据曾与其共事的李培栋教授推断，主要原因也许“书是在沦陷区出版的，他认为不光彩”，而他又在沦陷区警察局供职过半年，历次政治审查与1957年的反右，让他对此噤若寒蝉。而实际上，张家驹对这半部著作，却是相当看重的。笔者曾前往国家图书馆查对原书缩微胶卷，也未见有版权页，只在首页标明：【广州】：【协荣印书馆】，【1944】。这应是正式出版的年份，《七十六年史学书目》或许是据该书《弁言》落款“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作者自记”著录的。但为何最初委托商务最终却由协荣印行，两馆关系如何，至今说不清楚。不过，令人注目的是，其上有他1946年9月5日的亲笔题笺：“国立北平图书馆惠存  作者持赠”，这一持赠本应是他在广州亲自邮寄的，足见他还是希望这半部书传之后世的。

　　在这半部《南迁史》中，张家驹借鉴了人文地理学、文化学与社会史的方法与视野，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确立了一个主导性思想：

　　民族国家之发展，文化随而扩充；混合同化之结果，社会中心亦因以转移。盖每一次迁徙或扩张，势必促成新旧民族之接触。结果必使在文化上一面受原有居民之影响；一面则胜者及其文化，终为土著所吸收，其行甚缓，厥功甚伟。(页5)

　　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他对中国历史上社会中心的转移提出了核心观点：

　　约分析之，以为三期：(一)自上古以迄西晋，北方实为根本，衣冠人物之所萃；南方鄙野，形势悬殊，三千年来，可称为北方中心时代。(二)及至五胡大入，中枢南移，以至北宋之末，经营垂八百年，筚路蓝缕，始克相颉，是可为文化统一时代。(三)降及近世，八百余载，中原屡劫，鼎祚数迁，南方以成首要，富盛无伦；北方衰老，迥相判别，至是可称为南方中心时代。(页6)

　　这一分期，在《南移》中概括为北方的全盛时代、南北对立时代与南方的全盛时代，但分期坐标点与基本特性却是一以贯之的。

　　在这半部残书中，张家驹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心的南移过程中，永嘉南渡与安史之乱是两个关键性的转捩。由于前者，东晋南朝的二百七十一年间，“汉族文化之播迁，以及南方物质之建设，经时既久，成绩昭著。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斯为一大枢纽”(页34)。而“安史之乱，不特有唐一代盛衰之枢纽，抑亦吾国史上社会文化之一大转捩也。吾文以北宋南渡至近代划为南方极盛期。实则此极盛期之开端，早轫于此，至南宋乃臻成熟耳”(页67)。《南移》重申了这些基本论点，并结合两宋历史把靖康之变与紧随其后的宋室南渡作为中国社会中心南移最终完成的历史坐标。可以推断，这些原来应该是他在亡佚的后半部书中展开的内容。因此，张家驹关于中国社会中心南移的总体思路与系统观点，在其1942年完稿、1944年问世的《南迁史》中已经完形。

　　现在看来，张家驹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说的总体研究思路十分明晰。他的《南迁史》，只是一个初稿，据该书《弁言》说：“将来战局敉平，得集大雅之诲，以正纰缪。然后遍历南北，博览群籍；纵游江湖，搜访遗迹。补之定之，期于异日。而全部之《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亦冀可得以问世。”可见，他立志撰述的是《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南迁史》只是宋代以前部分，即便这一部分，他还准备通过“博览群籍”与“搜访遗迹”，即从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两方面予以充实完善，然后补足元代以后部分，最终完成他构想中完整的《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然而，造化弄人，张家驹没有料到，他所付印的《南迁史》却残损了半部，现存《沿革篇》的内容仅包括五代以前，宋代部分已经亡佚。他在1957年出版的《南移》，实际上是在补写那业已亡佚的半部书。

　　对照张家驹自拟的三部书名，四十年代分别是《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与《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五十年代则是《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作为关键词，“南移”与“南迁”差别还不大，而“社会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中心”具有社会史的丰富内涵，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都包括其内；而“经济重心”则侧重于经济基础的层面。尽管在《南移》里，张家驹并没有局限于经济，还是兼顾人才、文化等层面，但书名中关键词的改变，应该与1949年以后将社会学与社会史划为资产阶级学术流派息息相关，张家驹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惟其如此，时至今日，我们不妨恢复他对这一论题的原先命名，称之为“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庶几更切合其初衷与真意。

　　1949年以后，作者自己遮蔽半部《南迁史》，尚属事出有因。但令人不解的是，许多这一专题的学术史回顾，也往往只提他的《南移》，却只字不提他在四十年代出版的《南迁史》。例如，郑学檬在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岳麓书社，1996年)的《后记》中指出：“自从张家驹先生《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出版(1957年)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注意，讨论渐次展开。”“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中的《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也说：“50年代，‘经济重心南移说’在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得到充分的阐述”，并说其“资料的收集主要在1938年至1941年间，1955年才开始写作这本书”。看来，《宋史研究》作者也不知道他早在1942年就写出了《南迁史》，这也许与该书印数有限流播不广有关。即便有《民国丛书》影印本，仍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以至迄今为止不少宋史学者都还误认为此书就是《南移》的民国旧版。

　　对“社会中心迁转说”的隔膜还不止此。《南移》的核心论题认为：

　　两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一帝国的再建，构成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时代，也是我国经济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时代。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我国社会就完全进入南盛北衰的新阶段，因此，这一历史事件，就成为我国南部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页107)

　　尽管这一结论持之有故，却横遭某位同行的严厉批判，指责“这本书在观点上是有错误的”，说张家驹主张“宋王朝的南渡，标作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是“把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归功于封建统治者”。在批判者看来，“宋王朝的南渡，政治中心的南移并不是我国南部经济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划时代的关键在于农民起义”。稍有常识者都明白，张家驹在这里标举的“宋王朝的南渡”，只是一个年代学的坐标性事件；即便如批判者的理解，在南渡的宋王朝里，不也包括那些被统治者吗？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批判，十足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史学所面临的荒唐与困惑。

　　当然，今日史学界对《南移》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这是一部跨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多领域的研究专著……张家驹此说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各断代史研究者纷纷加以论证，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后大致形成“南移”完成于南北朝、隋、唐、北宋等几种不同意见，大学者认同张家驹的说法。(《宋史研究》)

　　也就是说，其后无论是补正完善张家驹之说的，还是对张家驹之说提出异议的，或者从社会、文化诸层面对“南移说”进行深化与拓展性考察的，无一不是在“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的示范与启发下，开展他们研究的。倘若借用西方科学哲学中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这一中国史研究中的“范式”是由张家驹创立的，其后的研究都是对这一范式的补充与展开。张家驹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与宋史研究中的开创性地位也由此而不可撼动。

　　有理由推断，1957年以后，张家驹始终揣着整部《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史》的念想，希望能够最终完成对元明清三代南方中心时代的研究。可惜，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总是打断他的学术研究，而他最终也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去世。前引《宋史研究》在列举宋史学创立期“有添砖加瓦之功的学者”中提到了张家驹，还说“有的专研宋史，但天不假年，无法做出更大的贡献，令人惋惜”，指的似乎就是张家驹。他去世时年仅六十岁，确实天不假年。但即便就其传世论著而言，他已无愧为宋史学创立期的主要拓荒者之一，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说”(代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英文本为1936年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1936年版，中译本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足以并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里最具问题意识的两大命题，这样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在我供职的学院走廊上，挂着本校三位史学前辈的照片：业师程应镠先生、中国近代史专家魏建猷先生与宋史专家张家驹先生。我无缘亲炙张家驹先生，但每次在他的像片前走过，总感到与他有某种无形的联系。这种联系，也许就是后代学子与先行者在进行绵延不断的心智对话。倘若重温半个世纪前他在《南移》中的结束语：

　　今后我国人民，完全具有充分力量来利用与改造自然，开发经济落后地区，达到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均等分布，迅速促进生产力发展，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页108)

　　再联系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巨大不平衡，你就会觉得所论不乏历史学家的先见之明，仿佛是立足当下在说这番话的。 

　　我还联想到，张家驹出版《南迁史》残本时，年仅三十；而自己在那个年龄刚进大学，还未跨入史学之门，不由得低吁一声“惭愧”。张家驹最终职称只是副教授，环顾今日学界，那些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的博士生导师与学科带头人有如过江之鲫，不由得让人感叹学术进步确实今非昔比。于是，我愈加觉得有必要彰显这段被忽略乃至湮没的学术史，把《南迁史》介绍给读书界与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