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台湾揭弊大戏总导演

　　导语：我的朋友说，既然是饭局，有两个你很熟的朋友也想来，你看怎幺样？我说没问题啊，谁啊？朋友说，一对夫妇，男的姓马，他太太姓周。我一听，赶紧说，你要害我啊！

　　一进李涛的办公室，新闻的气息扑面而来：墙上挂着的3台电视正在播放3档节目，分别是美国的CNN和台湾的中天新闻台、TVBS新闻台，他一边看，一边随手记点什么。

　　一身招牌行头：浅色的衬衣，光亮的领带，还有吊带裤——他在模仿偶像Larry King(CNN知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即便是Larry King也无法做到李涛的这种成就：通过节目，把“总统”送进监狱。

　　李涛是台湾TVBS《2100全民开讲》主持人，这是一档以政治话题为主、臧否当下时政的脱口秀节目。

　　李涛这个名字大红于华人世界，源于2005年之后，他和他的媒体战友透过《2100全民开讲》，对时任“总统”陈水扁家族系列弊案进行了连续追击。

　　2006年施明德领导了轰动一时的“红衫军运动”，上百万普通台湾民众通过和平游行、静坐的方式向世界宣告对这个政权贪腐的不满。

　　施明德说：没有《2100》就没有红衫军。

　　或许若干年后，当后人书写这一段华人传媒史时，都不会忘记曾经有过一档电视节目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

　　他已经很少接受本地媒体的采访，他厌倦了这里的传媒形态，最痛恨的就是收视率，这一次却愿意和对岸的媒体聊起从来没有说过的故事。

　　“这个新闻，就当它没发生过”

　　1979年12月，高雄市，空气里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紧张：“美丽岛事件”爆发，台湾走到了十字路口。党外大佬、《美丽岛》发行人黄信介组织了一场紧急新闻发布会，向外界说明情况。“华视”(台湾“老三台”之一，军方背景)记者李涛站在台下，看着黄信介慷慨陈词，他有一种遭到电击的感觉，浑身出汗。

　　他知道，作为新闻人他在见证历史。

　　赶忙制作了一期节目，试图分析《美丽岛》这几天做了什么。

　　节目交上去，遭到了任何一个威权制度下必然会有的命运——新闻部经理严肃地告诉他：“李涛，这个新闻，就当它没发生过。”

　　这不是一次偶然，“没有发生过”的新闻不止一次和他的记者生涯相撞。

　　政治大学旁修了一条快捷路，曝出了1公里花费几亿台币的丑闻。李涛做了一期节目，试图讲清楚来龙去脉。

　　主管换了口气：“这个新闻做得真是好啊，简直就是美国CBS电视台的水准，不过请你记得CTS(华视英文简称)不是CBS，拿掉！”

　　换种方式行不行？李涛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过，他想做新闻谈话节目，于是有了台湾电视第一个以主持人命名的节目《李涛新闻广场》。

　　第一期做阿基诺，这位菲律宾反对派领袖回到马尼拉之后被枪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值得一说的是阿基诺最后从台湾过境。

　　第二天，总经理找过来，告诉李涛，他刚刚从“总统府”回来，秘书长蒋彦士拍着桌子说这是什么新闻，影响“邦交”！随后，“外交部”发言人也给了李涛适当的关怀。

　　李涛在“华视”的事业已经相当成功，做到了新闻部副理，年轻有为，被认为是华视未来的接班人。

　　没想到他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选择：辞职，去外商企业福特六和汽车公司做公共关系处处长。

　　事实上，随着几代台湾传媒人的努力，这时的新闻大环境已大大改善。仅以电视业为例：1980年代之前，重大新闻要请示到总经理，然后送审到文工会。1980年代，总经理就可以拍板，顶多打个电话。再往后，新闻部经理就可以决定。

　　李涛回忆说，毕竟都是读书人，还有点良心和气魄，都会说这不是新闻还能是什么。大家越来越拱，政府底线越来越高，只要不公开说蒋经国是独裁者，都不会有问题。

　　“感谢‘总统’，他的反对增添了我的力量”

　　李涛并没有离新闻界太远。

　　“中广”新闻部经理冯寄台找上门来，请他做一档新闻节目。此时，已经是1990年代初，李涛嗅到了变革的味道，欣然接受，开出的条件是“不要碰我”。

　　这档名为“尖峰对话”的广播节目每天下午6点到7点开播，开启了台湾广播业的一个新时代：call-in，听众可以打电话进来讨论时事政治。

　　第一天播出就捅了篓子，几天后文工会的关怀和压力接踵而至。再做节目时，都会看到冯经理在节目间外走来走去，惟恐哪句又出问题。

　　此时的“中广”还是“党产”，国民党中央可随时施加压力，但时代在变，已经不再是随随便便就“拿掉”的时代了。

　　call-in形态立刻风靡全岛，无数地下电台随之产生，成为民进党的有力支持者，并在日后2000、2004两次台湾大选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与此同时，台湾出现了第一个卫星电视台：TVBS，大股东系香港TVB公司，老板是华人传媒大亨邵逸夫。

　　邵逸夫选择了台湾传媒大佬邱复生作为合作伙伴，邱找到李涛，聘其为总经理。

　　TVBS以CNN为蓝本，开创24小时新闻及公共论坛节目，SNG车随时提供最新发生的讯息，让新闻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在“老三台”把持台湾电视的时代，TVBS的出现无异于一股春风，他们把民进党的新闻突出报道，与国民党新闻实现一种政治平衡。

　　在国民党全面执政情况下，电视台第一次大幅报道反对党的新闻。其实作为一家商业电视台，政党新闻平衡只是基本的商业伦理。

　　此时，国民党内部进行着激烈斗争，李登辉开始有意无意扶持民进党，作为攻击党内保守派的一种政治手段。

　　TVBS董事长邱复生与李登辉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和李登辉是高尔夫场上的球友，还经常一起品尝红酒。

　　李登辉对外表示：“三个无线台，顶不上一个TVBS。”并且亲自为TVBS的宣传片配音。

　　邱复生还和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有着积极互动，陈动用市府财政在TVBS投放城市形象广告。

　　作为总经理的李涛，更多时候扮演的是一个新闻人的角色。1995年，《2100全民开讲》开播，李涛找到了海阔天空的舞台，他的节目也成为TVBS继全天滚动新闻之外的另一大看台法宝。

　　节目从社会民生破题：台湾处在台风带，李涛在节目里讨论如此风暴天气，民众是否还需要上班。

　　第二天，政府开始检讨，随后颁布规定，几级风就可以不用上班。

　　就这样，已经被突破的新闻管制越来越松动，政治议题也可以随时摆上桌面。此时岛内最关注的议题除了与大陆的关系，还有政党轮替：民意代表、地方首长、“直辖市”首长，民进党地盘越来越大。2000年“总统大选”成为最后的天王山之战。

　　陈水扁、谢长廷、吕秀莲等民进党人士借助这个栏目从地方人物变成全台政治明星。

　　在摄影棚里评论国事甚至都无法满足李涛的野心，他把节目搬到了户外。

　　户外开讲的话题主要围绕政党是否需要轮替，李涛认为台湾历经这么多年民主洗礼，应该换一换了，让民众真正感觉到民主的滋味。

　　他的节目从最南部的屏东开始北上，从都会走到乡间，把普罗大众引入重大议题的讨论中。

　　几百场下来，嘉宾和群众言语间脏话都骂遍了，就是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有一场在高雄的庙会，我们用普通话开讲。当地人就说必须用台语，不然就说你不是本土的，台下的用参加棒球赛的高音喇叭哇哇地叫，眼看要起冲突了。

　　“我们一个嘉宾朱高正，突然骂下面的人是本土猪，一下子起哄了。警察和我说，不行了，我们必须出面，不然没法收拾。我说不行，你们一出面一定是拳脚相加，让我在广告时候说。

　　“广告这时进来了，我就是高雄人，所谓的外省第二代，但我台语非常好。我拿着麦克风，一口气讲了3分半钟的高雄脏话，三字经啊，一字经啊，全部是台语的，现场一下子鸦雀无声。

　　“突然有一个人大叫，干你娘(其实这也未必是骂人)这李涛是自己乡亲哎。台下一阵鼓掌，不闹了，然后我们接着普通话，但他们就觉得很贴心啊。

　　“地方上一些人本身就非常容易点火，一点就着。我和他们说，就讲一个道理：今天不是哪一个乡村的事，这是我们全台湾的事，全台湾都在看，甚至全世界华人都在看。你们一个拳头出手，损失的就是全台湾，你们要把贵宝地变成台湾整个形象糟蹋的起点么？

　　“我每次开始都这么说，慢慢累积了一个风气——大家尽管吵，但不能动手，这也是我们《2100》开创的，到今天都没人超越。”

　　李涛的努力慢慢超越了国民党的底线，1999年李登辉在国民党中常会表态：不要看《2100》，国民党全面杯葛，不许党籍人员上节目。

　　李涛透过媒体回应：“感谢‘总统’，他的反对增添了我的力量。”

　　7年后，执政的民进党召开中常会，宣布全面杯葛《2100》，凡党籍人员不许上节目。

　　揭弊总导演

　　2000年政党轮替后，李涛开始发现节目不再好看。

　　为了维持节目的政治正确，嘉宾总是蓝绿各半。李涛察觉出：“基本上是鸡同鸭讲，都在讲自己的糖甜。2005年，我们就觉得应该找一些价值和是非都明白的人来批判，来摆脱政党平衡的假公平。形式上的公平，假的，就给废了。”

　　民进党执政后，弊端开始逐步显现，不但与大陆关系日趋紧张，更令人诟病的是，曾经以革命者姿态出现的民进党高官，开始陷入贪腐漩涡。

　　2005年8月，修建高雄捷运的泰国劳工发生集体骚乱，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并且惊动泰国政府，最后通过外交努力才得以解决。

　　此后发生的一幕幕，其精彩程度远超过岛内8点档电视剧，李涛则成为这场大戏的总导演。

　　涉嫌官商勾结的陈水扁亲信、“总统府”前副秘书长陈哲男声称从没去过韩国赌场，反击邱毅在《2100》中的爆料。

　　第二天，邱毅在节目上拿出一张照片——陈哲男与高捷副董事长陈敏贤在韩国济州岛赌博。

　　舆论顿时哗然，民进党政府开始陷入与《2100》的苦战当中。

　　随后，“行政院长”谢长廷、劳工会主委陈菊、高雄代理市长陈其迈等一大批民进党高官相继辞职，陈哲男因涉嫌“司法黄牛案”被收押。

　　两个月后的“三合一选举”中，民进党惨败。

　　高捷弊案开启了随后一系列震惊华人世界的弊案：

　　“台开案”中陈水扁女婿赵建铭进行股票内幕交易，和父亲赵玉柱一起被判入狱服刑，“第一家庭”开始成为众矢之的。

　　SOGO礼券案中，“第一夫人”吴淑珍用约1000万元的SOGO礼券，以“二次作账”重复核销的方式，从国务机要费中洗出了1000万元的现金与2000万的礼券。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还带出了“国务机要费案”，陈水扁家族贪腐竟然到了公开索要发票报账的可耻水准。

　　台湾检方认定：陈水扁与吴淑珍、马永成、林德训、陈镇慧4人均涉贪渎；涉及的6宗秘密外交案中，只有2宗是实案，其余1宗为虚构，3宗无关秘密外交费用。

　　很多时候，单靠嘉宾无法掌控足够多的材料，但之前的名望积累让揭弊团队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据《2100》嘉宾邱毅回忆：2006年5月11日引爆“台开案”，实际上是一天前才得到消息。有位南台湾商界大佬坚持要找他，距邱毅登机只有3分钟，那位大佬拄着拐杖赶到机场，交给他一本名册，并表示，“铁定有赵建铭的妈妈。”随后证实了简水绵就是赵母，她买的股票跟老先生所说数字吻合。邱毅循着这个线索，揭开了台开公司股票内线交易黑幕。

　　这样的经历一直持续到陈水扁下台后曝出“海角7亿”案：李涛在美国转机期间，接到一位政府内线人士的电话，告诉他陈水扁的贪腐材料已经被瑞士政府通报给台湾当局，只是材料被某些人扣住了。

　　李涛马上打电话给代班主持人。又一桩弊案揭开。

　　声名显赫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李涛团队对付的是整个权力体系，仅嘉宾张友骅近3年内就打了12场名誉权官司(结果全胜)。

　　李涛面临了进入TVBS后第一次重大挑战：关台。

　　就在邱毅拿出那张照片后两个星期，“新闻局”局长姚文智认定TVBS资金为“外资”，违背台湾电视管理法规，处以新台币100万元罚款，并责令12月20日前要改正。

　　TVBS提出上诉，经过多方努力，最终由台湾“国安局”认定并非中资，才免去一场横祸。

　　民进党当局托人询问邵逸夫：要李涛还是要电视台。谨慎的邵逸夫派出董事去调查，当得知确实没有问题时，这位传媒商人只说了一句话：“这个投资大不了我不要了。”

　　这句话让李涛一直难以忘怀，“如果TVBS是台湾投资人，不管是谁，那就结束了。爵士(邵逸夫)和方小姐(邵逸夫夫人方逸华)基本上是生意人，不像新闻人那样有理念，但他们有是非观念！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TVBS。如果没有TVBS，台湾的揭弊不会走到今天。”

　　打败政党，却被收视率打败

　　观看台湾的政论节目，对大陆观众而言堪称一种视觉挑战：嘉宾亢奋的语调、激烈的言辞、对政治人物不留情面的攻击(经常没有证据)、主持人有意无意的挑拨，让现场充满了火爆味道。

　　与此相伴而生的则是独特的“名嘴文化”，名嘴们在电视上指点江山，甚至不乏满嘴跑火车现象，有的嘉宾还会从命理角度分析政治人物的前途命运。

　　掩映在激烈的口水之下的，是台湾独特的收视率制度，各个政论节目为了百分之零点几的收视率，不惜在电视屏幕上大打口水仗。

　　2007年3月，爆发了“黑道录影带事件”。TVBS新闻台接到一盘录影带，内容是黑道人士对着镜头展示枪械，坦承犯下枪击案，并指控其他帮派分子涉嫌命案。

　　录影带一经播出，马上带高收视率，但随即曝出，原来是TVBS记者史镇康协助拍摄。这一违背新闻伦理的行为立刻被民进党当局抓住，要求TVBS进行最严厉自罚。

　　总经理李涛随即递交辞呈。身为局中人，李涛厌倦了这种比赛喷口水的竞争。区区百分之零点几的收视率，足以将任何电视人的理想击得粉碎。

　　他身兼公共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文化商人多种身份，却更愿意做一个新闻记者。

　　开台时的董事长邱复生2002年卸下董事长职务后，李涛开始全面掌控TVBS。与长袖善舞的邱复生不同，李涛身上更多体现出的是记者本色。

　　作为一个拥有全台影响力的传媒人，李涛的生活乏善可陈。他很少应酬，每天忙到晚上11点，周末才能和太太李艳秋去山上的别墅轻松一下。

　　闲暇时，他只看Discovery，他无法忍受部分政论节目的聒噪，但没有办法，如果他不这么做，节目生存都会有问题。

　　他想改变，两个小时的《2100》中他要拿出一个小时做有品质的节目，哪怕是牺牲一些收视率也不在乎。 

　　人物周刊：在当权者伸出橄榄枝的时候，名嘴们是一个什么状态？

　　李涛：要看人。臭老九很容易收买，花钱就行。收买是其次的，最低层次的，是口腔欲级别的。高层次的，是过来问你，现在行政院长人选有好几位，你觉得哪一位最适合。以前碰到类似问题，我只有一个回答，那是你的决定，和我无关。

　　政客们坐上那个椅子，让你也坐，那个椅子充满了权力的滋味，你一旦坐上去，舒服啊，就像吸大麻、吸安非他命一样，让你的人生无比兴奋，而且会上瘾。

　　这是当权者最喜欢用的一招——制衡你但不一定收买你，我让你分享权力。我看到我们太多的朋友去分享权力时，已经是在云端上飘飘然了，已经成为没有官帽的士大夫。

　　你不能把持，就没有继续批判的正当性。干我们这行就像宗教里的修士神父和尚一样，你发了誓，就必须守戒，不能吃荤，不能男色女色的。一超过，就没有正当性。

　　人物周刊：如果你的朋友介绍政界人物给你，你会怎么做？

　　李涛：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见面，完全隔绝。某种程度也是你的损失，你的朋友一旦变成中央高官，就没办法再和他有牵连了。

　　2009年3月的时候，一个洛杉矶的朋友来台湾玩，我带他出去，XXX是XX市长，也是我多年朋友，我让他来作陪。礼拜六去，礼拜四他打电话说，李涛我们可不可以带一对朋友来啊，也是你熟的朋友。我说当然欢迎啊，谁啊？他说一对夫妻，男的姓马，太太姓周。我说XX兄你不要害我。他说你也太拒人千里之外了吧，我和他们也说了，他们很高兴想见你，纯粹就是朋友聊天，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啊，不可能都是闲话家常啊，要是被人拍照，我整个人就完了。他就说你也太龟毛了。洛杉矶的朋友一听呆住了，他是马迷，他说他想去。最后马也很客气，和他聊了十几分钟，还照了相。

　　我经常和我的同事说，你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要有自己的尊严，当你的尊严超过其他利益，你的羽毛就最重要。

　　人物周刊：这些年《2100》就是台湾的一个缩影，你怎么看这片土地？

　　李涛：之所以现在还有很多是非不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极度功利主义的地方。日本统治了50年，中国的儒没有了。之前你看很多眷村出来的孩子混流氓，混太保，但也都讲究忠孝仁义啊，现在流氓没有品啊。

　　台湾信宗教不是真正信仰，只要让我发财，我就信。你让我病好了，发财了，立刻就信，不行立刻滚蛋。土地公今天我拜了，不管用，马上把眼睛耳朵挖了踩在地上。台湾没有宗教，只有功利。你看很多佛教大师也是很苦啊，把自己变成商品，每天搞点弟子啊什么的。宗教大师很辛苦啊，彼此之间很吃味，竞争，斗争，就差一个收视率了。

　　西方社会里基督教教义是非分明，有严格的是非价值啊，还有法律，再烂也不会烂到哪里去。我们就是和稀泥，大陆台湾，大哥教二哥，儒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丢得差不多了，台湾至少还长幼有序。

　　另外一个就是法律，在台湾搞了这么多年还这个样子。挂个高牌子说我们民主了，实在太容易了，但民主之后的事情实在太多，就看你要不要做。几百年都要做，从人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