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受雇于伟大的记忆

　　导语：瀚历史中的一瞬，却也足以改变一个大国的航向。作为社会家国的望者和记录者，媒体从业者始终在变幻不定的气候里探索未知的海域。站在新闻金字塔顶端的深度报道从业者不仅肩负守望与监测的重任，更要向深处开掘，潜入深海去探索地表的肌理，挖取丰富的矿藏。

    时光前行，沉浮有之，事变有时，他们却从未停下脚步。这种前赴后继凝聚着个人的光芒和群体的合力，同时也催促着专业规范的成型和职业意识的觉醒。

　　望者也需要被望，记录者也需要被记录，但遮蔽真相却太过容易。在回溯往事的时候，权力、利益、自我的价值观和认识论都为成为沿途的陷阱，通往固定时空的大门往往会被锁上。作为对30 年来从事深度报道的媒体、栏目和记者的回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主编的《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提供了解读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与媒体改革交错关系的钥匙。

　　生于80 年代，许多在新闻史上书写过浓墨重彩的名字都已不再熟识。《新周报》停刊、《现代人报》作古、《21 世纪环球报道》告别，这些历史都已散入云烟，研究者却靠着细致努力逐渐揭开重重帷幕，还原历史现场。于是，每段叙述都成了回忆的拣选和清理，每条意见都成了正名或唏嘘。《潜入深海》每篇文章的开头都指向那些曾经为之奋斗的场景记忆：无论是朝阳区新中街7 号微电子研究所的灰楼，海运仓2 号东围墙的三棵槐树，或者永安路106 号。他们分别是《中华工商时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的原址或现址。

　　但还原历史却远非终点。没有《新京报》记者的悉心解读，“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就缺乏历史的肉身，只是一句耸人听闻的警语。没有《财经》记者细密的爬梳，“银广夏”便不会从“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豪言一变而成偌大的陷阱。同样，没有《北京最后的粪桶》、《寻找乔安山》的30 年新闻史也将在“焦点”、“热点”的逐浪中失却“微观中国”的冰点视角。

　　当然，仅仅是还原和索解，无法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行。《潜入深海》以叙述致敬，以叙述思考，同样以叙述反思30年来深度报道从业者所遭逢的误区。这种误区最直观地表现在报道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从业者的实践与探索更多呈现出“临场发挥”的态势，试探政策的底线，拓展报道的空间，走出各自不同的道路。饮誉国内的《南方周末》历来被视作“专业主义”的中国样本，但在其长久的新闻实践中，所认同的行动性、倡导性和参与性实则区别于西方意义上的“专业主义”。

　　谈及深度报道30 年，知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语带锋芒：在中国从事所谓“深度”报道，有一套复杂的历史背景、历史语言、历史经验。在他看来，中国的深度报道艰难而戏谑，“深化”是表皮，“淡化”才是要害。但现实的另一面是，触摸现实的方式不止一种。深化和淡化背后，是深度报道从业者30年来的一路脚印。深度报道的道路绝非高歌猛进，深度报道从业者也没有天然的道义冠冕，逼近真相，需要的是智慧。而支撑智慧的，则是信念和勇气。

　　薪不尽，火不灭。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说：“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在回溯历史并创造历史的途中，深度报道从业者如是，每个求真求善的生命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