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的口吻就像霍尔顿

　　导语：3月16日，摩根图书馆暨博物馆(Morgan Library and Museum)将举办名为“塞林格来信”的展览。从页数来看，这个关于塞林格写作的展览算不上规模盛大：一共只有10封信件(大部分都简短扼要)和1张明信片。

　　这次公开的11封书信是摩根图书馆的藏品，全部由塞林格的好友兼笔友迈克尔-米切尔(Michael Mitchell)捐献，米切尔是第一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封面设计者。对于塞林格的遗产而言，这一将持续到5月9日的展览可谓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他1月27日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塞林格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沉默的大坝终于泻出第一股清泉。

　　与世隔绝的编年史

　　塞林格本人也相信，他的通信代表了“最不同寻常的文学遗产”。那是在1986年，他起诉试图引用他的信件内容的传记作者伊安-汉密尔顿(Ian Hamilton)的书面陈述中写下的，那次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并以隐居的小说家的胜利告终。书迷不会放过任何了解他的私生活的机会，也一定会涌入摩根的展厅。除了信件内容，信件本身的物理存在就被赋予了一层光环。信纸(塞林格喜欢用菊花黄色的纸)和字体本身很普通，然而用这同样的信纸和字体，作家可能创作了大量非凡、未发表的小说。

　　信封本身也讲述着名誉和孤独渐长的故事。塞林格最早寄给米切尔的信署名“J。塞林格”或者“塞林格”。此后，他不再写下自己的名字，只留下了“32号邮箱，温莎，佛蒙特州 05089”——似乎他担心好事的邮差如果知道自己手中揣着谁的信会偷偷打开看一看。最后，在1990年代初的两封信上，甚至连回信地址也没有留下，塞林格把自己完全抹去了。

　　这些信件提供了日益增长的与世隔绝的编年史，并记录了塞林格和米切尔之间友谊的起落。二人相识于1951年，塞林格在康乃狄格州韦斯特波特(Westport)居住时结识了邻居米切尔。此时塞林格正打算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便请米切尔担任小说的封面设计，后者为塞林格的第一本小说绘上了一匹在梦境中奔驰的红色野马。他们之间的书信交往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

　　本次展出的最早的一封信件的日期是1951年5月22日，离《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不到两个月。塞林格尚未成为街谈巷议的人物，但他已经对舆论感到恐惧：根据汉密尔顿的说法，为了避开美国人的评论，他在那个夏天特地跑到英国去待了两个月。

　　然而，他不可能逃过霍尔顿-考尔德的影响。从伦敦写给米切尔的信上，塞林格的口吻就像霍尔顿。他以“亲爱的Buddyroos”(霍尔顿的绰号)称呼米切尔。在信中，塞林格向米切尔叙述了伦敦的见闻，他在歌剧院看了《天鹅湖》，结识了数个《Vogue》杂志模特，尽管他后来声言“(这些约会)一点乐趣都没有”。并且与英国演员劳伦斯-奥利弗及其妻子费雯丽见面，“我只是不明白劳伦斯-奥利弗爵士为什么那么了不起，仅此而已。”“霍尔顿”就此沉思自语，并向他的朋友保证，“想你……就像地狱。”

　　真诚不需言出于口

　　下一封信件寄出于15年后。1966年，塞林格已成为美国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他隐居于新罕布什尔州，与第二任妻子克莱尔(Claire Douglas)离婚，养育子女的责任则交托到塞林格手中。塞林格向米切尔汇报了他去纽约城的一次访问，他通常只去那里看牙医(乡村生活并不能教会一个纽约人信任乡村牙医)。不过这一次，他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的，他把这次旅行描绘得像孩子们的纽约梦：雪莉-荷兰旅馆的一间套房，入夜后在第五大街散步和晚餐，星期六的早上看卡通片。

　　孩子们是塞林格最爱谈论的话题。此后有一封信上提及了他女儿佩吉(Peggy)对于呕吐物充满“热情”的描述，并随信附上了他儿子马修(Matthew)的试卷。但似乎一旦孩子们长大了，塞林格就觉得不再值得在给米切尔的信里提到他们了，现在他们的生活只是“世俗的大人的东西”，他在1985年淡淡地写道。塞林格对于纯真年轻人的感伤情绪在他的小说里持续出现。从《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开始，他开始描绘格拉斯一家的故事。评论家据此推测，这是不是他从复杂和充满妥协的成人世界撤退的方法？他未发表的作品是否将遵循他最后的发表作品的轨迹，迷失在早熟的青春少年的细枝末节中？

　　书信给予这观点一些间接的支持，但让一切水落石出的唯一方法是去读塞林格这些年来写下的小说。信件显示，塞林格至少到1980年代还在持续写作着。“手头的小说越来越多。”他在1984年圣诞节写给米切尔的信中说道。在第二年一封透露真情的长信中——显然是对于米切尔所作抱怨进行的回应——塞林格对身为一个难以捉摸的朋友和通信者表示抱歉。他的整个生活，他解释说，奉献给“探索事物，用写作和小说进行思考”，因此没有时间进行社会活动。当塞林格拒绝了他的朋友索要一本签了名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要求时，也许通信的中断便不可避免了。1993年，塞林格最后一次去信米切尔，他寄出了一张皱折不堪的信纸，写着：“大部分真诚的东西都不需要言出于口。”

　　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在塞林格看来，也许是进行写作所付出的代价。1992年，当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家，塞林格写道，“上天保佑，后院的工作室逃过此劫”——评论家据此推测那里堆满了手稿。除非这些手稿被公之于众，否则像“塞林格来信”这类展览将会让评论家和热心读者不断揣测他的牺牲是否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