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三十年的心灵史

　　导语：聂翁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旧体诗，绀弩的一生、特别是自五十年代以来的遭遇及其思想情感的变迁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能够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思考，这些不是能用自古以来直而遭谮，忠而获咎陈腐老套能解释通的。

　　眼前摆放的是三大本《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装帧朴素大方，令人赏心悦目。大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八十年代出版的《散宜生诗》到学林出版社的《聂绀弩诗全编》、到“全编”的“增补本”，再到这“旧体诗全编”，从戋戋一小册到多达百万字钜编，聂绀弩先生的旧体诗在三十年里出版了七八次之多。这对写作旧体诗的今人来说是个异数。除了鲁迅先生之外，似乎再无第二位。然而这不令我感到意外，七十年代末读传抄的聂绀弩诗给我震撼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感到旧体诗还可以这样写，这是一种新境界的旧体诗，被许多热爱旧体诗的读者追捧是必然的。后来《散宜生诗》出版，作者却因此集被誉为“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倒让我大跌眼镜。

　　聂绀弩诗有许多佳句既令人一读难忘，又值得反复咀嚼：“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奇文一篇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好梦千场犹恨少，相思一寸也该灰”……可是读聂诗有两个困难，一是作者对自己的旧诗最初不甚珍爱，没有有意识地编辑保留，遂作遂弃；再加上政治环境恶劣，因文字致罪者比比皆是，亲朋好友都劝其焚毁丢弃，《散宜生诗》失载太多，须要辑佚；另一难点是聂诗用典多，特别是用今典多，这其中还包括诗中所涉及的今人，这些都是没有现成的工具书可查的。因此，作为喜爱聂诗的读者应该特别感谢侯井天先生倾二十年之心力完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先生对我说：“侯井天先生真是一位义士，是位有古人之风的山东义士。”我赞成这个说法。什么是义士？就是认准了合乎“义”的事情，不计功利得失、不计臧否毁誉、一往直前地去干。北京广渠门内袁崇焕墓守墓人佘家，为衔冤负屈而死的民族英雄守墓三百八十年，历经十七代。这一代守墓人佘幼芝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这就是义士。侯先生与聂绀弩非亲非故，只是在五十年前的1959年1月25日夜晚借住《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时，与聂绀弩先生有过一面之雅，也仅仅是彼此通了姓名，此后再无交谊。1986年，聂先生去世之后三个月，侯先生读了他的遗著《散宜生诗》，突然感到自己“在心灵上和他熟识起来，想更深地了解他，并且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见侯的《注聂心路》)。“发愿”是个佛教词汇，比发誓更重一些，侯先生这样说正是表明他要生死以之的决心。侯先生退休后家居济南，为了收集和注解聂诗，这位年届古稀的老翁奔走于京济之间。他访问聂先生的亲朋好友，也打探与聂先生有过各种关系的人物，如同“文化大革命”中的内查外调，如同侦探破案，对聂绀弩其人、其诗作了全面的考察。因为聂翁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旧体诗，绀弩的一生、特别是自五十年代以来的遭遇及其思想情感的变迁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能够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思考，这些不是能用自古以来直而遭谮，忠而获咎陈腐老套能解释通的。侯先生的努力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聂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版《散宜生诗注》只收录聂诗两百六十二首，而到了这个“全编”增加一倍以上——六百四十首。发掘出许多超过《北荒草》(诗词界一般认为聂集中以北大荒诗写得最好)的佳作。他为聂诗重新编年、考证其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在“寻人”和“查事”上侯先生用力尤勤，打电话，写信，亲自跑上门调查，向有关单位求证，向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找线索、向邻居街坊打听，有时还请一些老朋友协助调查，总之他调动了一切能够用的手段。这样，一些本来已经被历史的飓风扫荡得无影无踪的往事前尘因为偶与聂翁发生了点关系，就会被侯先生千方百计追踪到，并细细考察一番。许多人，许多事我们以为过去了，不值一提了，不值得回忆了，可是当侯先生把他们翻腾出来，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惊呆了。时间洪流冲走的不仅仅是泥沙，还有许许多多闪光的东西。“全编”《后记-注聂心路》简述注者“编集”、“寻人”和“查事”的过程，其中所展现的世相正像有的学者所说，真如社会风情史，使我们看到许多聂诗以外的东西(例如1957年反右后，都有什么人被送到北大荒劳改，以及“文革”中监狱情景等)。这可能也非侯先生原意，然而，寻求的过程常常大于寻求的目的。

　　聂老交际广泛(这是上一代知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朋友也是各种各样，不拘一格。因此，聂诗中所涉及的人物也极复杂，上起国家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以至“五类分子”，监牢罪犯都有。有位名叫包于轨的，聂有两诗涉及他。一是《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一是《挽包于轨》。读者从诗题中就会感受到他与聂老的关系是不寻常的，为此，聂老创造了一个词汇以表达与众不同的社会关系——“同铐”。这两位七十老翁被人家用一副手铐铐着，从北京解送山西。“上有天知公道否，下无人溺死灰耶？相倚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他们控诉天道懵懵，担心小人的恃权侮辱，又用搞笑互相安慰。这个被社会、被世人看作“残渣余孽”的包于轨，在聂老的心目中却是能够谈得来的共同患难者。那时社会上都不能倾心相谈，方成先生有幅《谈心》的漫画，画的是两个戴口罩者互相谈心，他们互相防备，只能说些“形势大好”“全面专政”一类套话，这就是那时的世态。不意囹圄之中却能与不说人话(世间所说的“形势大好”“全面专政”一类)、爱说“鬼话”(牛鬼蛇神话)的人邂逅相逢，因此，在《挽包于轨》中有“人生七十号间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就凭这些描写，我们就会想知道包于轨是什么人，到底是怎样一个老者？

　　侯先生查此人，从1987年5月，询问绀弩夫人，到1989年10月，包于轨之子包玫给他复信，详述其父生平，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发了数十封信，涉及北京文史馆、鞍钢、安徽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后来从北京文化人康殷先生处得知包于轨是位书法家，曾教过李苦禅之子李燕和范曾。侯又给范和李燕写信，范未复，李燕复信说，包于轨有外孙女包华在京，有子在石家庄。最后通过包华知道了包玫的具体地址，与包玫联系上，这才得知包于轨为绍兴人，民国间毕业于天津水产学校，在鞍钢当过管理师，曾被工艺美术学院聘为书法教师。“文革”前，他在王府井举办过个人的书法展览，有较深的书法、诗词造诣，尤长于对联。经过如此多的曲折，对包于轨才有个初步了解。古往今来，有才有识而被湮没者，不知凡几，包于轨有幸被写入聂诗之中，更庆幸有侯先生的努力追寻，使读聂诗者知道聂翁还有这样一位患难知己。昔日苏东坡读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曾感慨地说：“昔者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乃託于诗以不朽，可使览者一笑。”读聂诗而知包于轨事，足以使读者一哭。

　　聂翁的作品经常使用诙谐的口吻，经常写到“笑”，与包于轨“同铐”，两个老头，步伐不协调，跌来撞去，也是“掣肘偕行一笑‘哈’”，然而，读到这里很难笑得起来。聂诗中的许多“笑”都属于这类。

　　聂诗的价值在哪里呢？难道就因为《北荒草》中的一些作品反映了聂老积极思想改造的成果，并被打了一百分就有价值吗？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知识界许多人认为旧体诗已经寿终正寝，从而把它排除出文学作品之外，文学杂志也没有发表旧体诗的地方。1957年，毛泽东在《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和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只有毛主席的旧体诗是诗，这也只是个特例。因此旧体诗在文学领域一直是“妾身未分明”的。比如在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诗歌史研究中从古代到近代不要说一流大家的作品，就是三四流的诗人也有人关注，而现当代诗歌史的研究几乎是没有人关心的。

　　七十年代末聂诗出现了，震撼了文坛，噢，原来旧诗还有如此强的表现力！还能抒发那样深沉复杂细腻的感情，还能有声有色地、生动地描绘各种文学形象。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没有想象到的。例如《周婆来探后回京》：

　　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短短五十六个字，其内容之丰富，恐怕是千字散文也难以做到的。聂翁划右派到北大荒劳改之后，又因不慎将居住的茅草房点燃，被公安局当作纵火犯抓了起来。这件事闹到北京，当时文艺界领导、也是绀弩的老相识夏衍对周总理说：“绀弩这人，不听话，胡说些话，都有可能，但放火是绝对不可能的。”远在千里之外的绀弩，烧了一间价值不到三十元的草房，这等细事竟然上达到总理那里，老伴周颖经过了多少艰难的周旋，可以想见。周肯定在北京已经知道绀弩会被释放的结局，所以才在北大荒最冷时候，千里跋涉，去看望老头。周颖也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冬日之阳，冰冷如水，而水割肌肤，锋利如刀，在一片凄凉惨淡之中，老妻又肩挑行李离去了，真如孟姜女一样……这是一幕多么辛酸的场景，然而聂翁好像没心没肺一样，还在开玩笑。你看，我这精明到家、号称九头鸟的湖北佬，一到北大荒的土地上，居然成了什么也不会的三脚猫了。这一联写得好，既搞笑，又痛楚，但它不单是想逗老妻一乐，也是一种解释，向她说明我为什么如此不幸。“此后定难窗再铁”，这已经近于发誓了，保证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不会“二进宫”了(参照后来所发生之事，也是“一语成谶”，不过是“反谶”)。她走了，带走的不是安慰、更非欢乐、甚至也不是希望，而是“冰雪”，难怪“老了十年为探牢”。一首规则严格的律体诗，聂翁不仅写得中规中矩，而且把诗人的感激和内心痛楚、歉疚、心疼，而又无奈复杂的感情用表面诙谐的诗句表达得淋漓尽致，就是用约束少的新诗也未必能传达得如此细腻。

　　我们从聂诗中能够读出许多东西，不仅那些名言隽语使我们齿颊留香，而且使我们看到建国后三十年间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心灵史，这些是需要专文来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