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新闻大师被指“善意编造”

　　导语：三年前，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带着无上尊荣去世，波兰议会以集体默哀向他致敬，他因在报告文学领域的成就获得世界盛名。然而在其晚年，有关他在报道中刻意虚构的传言不绝于耳。最新的、也是最具杀伤力的指控，来自波兰昨天上市的卡普钦斯基新传：阿图尔-多莫斯瓦夫斯基(Artur Domoslawski)所著长达600页的《非虚构的卡普钦斯基》(Kapuscinski non-fiction)。

　　编造-间谍-情夫

　　《非虚构的卡普钦斯基》称卡普钦斯基在记者生涯中，置“英式新闻”的严格规范于不顾，屡次逾越新闻报道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混淆事实与想象，不仅在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声称亲历了事件现场，甚至为了所谓更高层次的真实，而多有刻意之编造。

　　书中声称，根据波兰国民记忆协会对人民共和国时代秘密档案的考查，证实了另一项关于卡普钦斯基由来已久的传言，即他长期以驻外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为苏联和波兰情报机关效力，同时与大量情人有染。

　　多莫斯瓦夫斯基并非小报记者，或专挖名人下流隐私的狗仔作家，而是波兰颇具声望的调查记者和作家，供职于该国最大日报《选举报》。

　　上市之前，《非虚构的卡普钦斯基》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卡普钦斯基的遗孀艾丽西娅-卡普钦丝卡曾以官司相迫，致原定在克拉科夫出版此书的Znak出版社中止了合约，多莫斯瓦夫斯基设法找到华沙的Swiat Ksiazki出版社接手，卡太太终将后者一同诉入公堂，以多莫斯瓦夫斯基误用事实，污损亡夫作品及声誉为由，要求法庭下令，禁止此书出版。

　　一周前，华沙地方法院驳回了卡太太的诉求。

　　政变-革命-屠杀

　　1932年，卡普钦斯基生于波兰东部的平斯克(现属白俄罗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成为波兰通讯社(PAP)驻非洲的唯一记者，在频发的政变、革命和屠杀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迅速成长为政治报告文学的大师。1978年，他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皇帝》(Cesarz)，虽为海尔-塞拉西在埃塞俄比亚统治衰落史的记录，但从对独裁体制的分析上论，更具普世意义。《皇帝》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在东欧和西方均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后来说，此书写的更多的是“独裁统治的机械构造”。

　　三年后他出版新书《伊朗王中王》，记录了1979年推翻巴列维国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描写安哥拉内战的《生命中的另一天》(1976)、见证苏联衰落时期的《帝国》(1993)、《足球战争》(1978)，以及《太阳的阴影》(2001)。

　　去年5月，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书、自传性长篇随笔《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了中译本。此书一半是回忆，一半是对2500年前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研究，及对其巨著《历史》的阅读札记。卡普钦斯基认为，希罗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位外事记者。同样，记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历史学家。

　　书中还记录了1957年，他在《青年旗帜报》工作期间，曾借交换采访之机来华，却毫无工作机会——有位“李同事”与他形影不离，时刻监督他的一举一动。他对“百花齐放”时代中国的观察，虽肤浅和流于表面，却仍可令人掩卷思考。卡普钦斯基受到冷遇，固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或许也反映了主人对他身份的怀疑。退一步来讲，卡普钦斯基与情报机关的合作，可能身不由己，东欧许多通讯社皆为半公开的情报机构，若不顺从，他便得不到出国工作的机会。

　　新闻与文学的界限

　　至于文学虚构，早有人为卡普钦斯基辩解，说他另有“崇高”目的，意在以第三世界的独裁与腐化(哪怕某些细节出自虚构)，影射本国的政治现实。

　　谈到这一点时，多莫斯瓦夫斯基告诉《卫报》：“有时，文学观念征服了他。举个例子，(卡普钦斯基)有段文字，写乌干达维多利亚湖中的鱼，因为享用被伊迪-阿明杀掉的人，都长得更加肥大了。这是个生动而可怕的隐喻。而事实上，鱼变得肥大，是因为吃了来自尼罗河的小鱼。”多莫斯瓦夫斯基认为，卡普钦斯基有志进行新闻文体“实验”。“他不知道自己逾越了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界限。”他说，“我仍然认为他的书精彩而珍贵。可说到底，它们应被归入小说。”多先生另举一例，指卡普钦斯基曾经栩栩如生地报道了1968年墨西哥发生的一次大屠杀，可尽管他坚称“我在那儿”，可事实是，他并未目睹事件的发生。

　　卡普钦斯基做记者时，随身带两本笔记，一本平铺直叙，按消息写，随即以电讯发回国内；另一本则记所思所感，夹叙夹议，用作将来写书的素材。

　　多先生对《卫报》表示，写作此传，实无意揭露。相反，他本人始终视卡普钦斯基为“我的导师”。“奇怪的是，我当时是带着同情来写卡普钦斯基的。我写得非常投入。”他还辩称，书中写卡普钦斯基性关系和间谍生涯的文字，仅有17页。

　　卡普钦斯基去世前九年，多莫斯瓦夫斯基与他结识，但在他生前，多先生从未想过要为他写传记。他说：“我不知道该不该称他为朋友。因为其他人比我更有资格自称是他的好友。而卡普钦斯基一直把我当成他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