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故事”与“道理”

　　导语：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汉族统治最后一个朝代，也是国家和社会矛盾最激烈也是最清晰的朝代。正如卜正民所判断的那样，明代的“一举一动”，对以后中国的走向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乍一看《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衬页上葛兆光的评语“一幅比小说还易产生联想的明代社会画卷”，以及导言中写到“南昌墓地案”，还以为是孔飞力路数的作品，但实际上并不是。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也坦言，是将研究中国明代的政治区划、农业、文化传播、佛教的4 篇论文(分别被命名为“空间”、“田野”、“书籍”和“寺庙”)整理出一个思路，再加以提炼、整合。

　　此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其结论：“国家在明代的发展是超前的，而在大陆的另一端，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国家形成却是断断续续的、不平衡的；中国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特征，要求我们有一种相对的观点，因为即使过程也会有所不同；中国国家超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力量限制国家发展为绝对权威的顽强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却没能建立起迫使国家重新协定其权威的社团结构。”

　　众所周知，海外对明史的研究热于冷战时期，正如对宋史的研究起于二战。海外汉学一直不认为明代是个“State”，而是个“Dynasty”或者“Government”。卜正民的“扳回”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从作者导言和结论中用“明史研究中的国家”这样的说法来看，这个结论在逻辑上并不稳定。

　　作者似乎很希望中国在明代社会有能够制衡皇权的“社团机构”的出现，这个反史实的道德判断似乎忽略了东林党的确存在过的事实判断。如果说皇权是靠专制(其根本是国家机器)存在的话，中国的所谓“社团机构”历来是靠作者所详细描述的书籍、寺院等存活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喜欢“君子群而不党”，结党是“可以做但不好说的事”。就连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后，也私下跟几位学界大佬办了个“进德会”，此党的口号就是“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中大量引用方志，可以说几乎把明史中提到的方志“人肉搜索”了一个底朝天。作者也坦言，对“正史”的可靠性颇多怀疑。但这里面也有个问题，就是过于依赖地方志，会产生点大于面的弱点，因为地方志的撰写者大多是与当地官员关系非常密切的“地域学者”。从“长时段”的研究来看，这种史料利用很容易导致偏颇。

　　此外，这本书还有一大亮点，就是论述了对国家禁书行为的来自社会网络的反击或者说化解。研究明代经济的人，对明代坊间的流通渠道都备感惊奇。在强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在无所谓知识产权的时代，私写作、翻刻、“二渠道”、民间收藏的一整套“产业链”异常强大，以至于到今天还流传着暗藏剧毒的《金瓶梅》如何毒死了严嵩的故事。其实，国家对文字的控制在中国“从古到今”就一直没停止过，文字的力量于中国就是一种权力，所以，民间的与官方的话语霸权争夺战，就是一部中国历史的翻案史。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如果说《诗经》是官方力量对民间文字的入侵，那么，民间私写作、制作、藏书就是对官方力量的不懈抗争。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朝代(Dynasty)，也是国家(State)和社会(Society)矛盾最激烈也是最清晰的朝代。不管沟口雄三还是孔飞力，不管是黄仁宇还是艾尔曼，都把这个“时段”当作中国近代的开始，是很有道理的。正如卜正民所判断的那样，明代的“一举一动”，对以后中国的走向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同时，明代也是一个“故事”很多的朝代，但讲好故事的人并不多。明史研究的“醇儒”不屑于干的事并不等于不存在或没有价值—一般来说，故事讲不好，道理也很难讲清楚。讲故事要求的是独特、完整和有代表性，讲道理靠的是缜密的逻辑和正向价值观的力量。二者合则双赢，离则两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