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南京、北京,不知有重庆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25日 09:35 新民周刊

  被低估的城市

  重庆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至少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如此。

  记者/汪 伟

  说实话,山水和吃食不足以让人一直勾留在重庆。这里雾气太多,地势太陡峭,吃的东西虽然美味,可是未免太单调了一些。大足石刻值得一看,但较北方佛教造像艺术相比,也拘谨粗糙了一些。但想到这里是三峡起点,一切都得到了补足。

  在传教士拍摄的照片中,20世纪初的重庆城,是嘉陵江南岸一块楔入长江的不规则三角形,尖锐的顶点是朝天门,左右两翼临江的峭壁上布满了城墙和吊脚楼,迤逦地向西延伸而去。

  重庆是沿着长江入川的门户,也是从中原翻越秦岭入川的锁钥之地,与黔北和湘西的大山相连。政治上的重要性取决于重庆之于成都平原和云南高原的军事价值。此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军事价值又完全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决定的。

  重庆被高山环抱,尤其是北方的秦岭阻隔,使得长江水道长时期是出入重庆的第一选择。水汽上升,被山势所阻,当地所以常年阴云低垂,浓雾弥漫。黯淡、潮湿的环境里,船工为了驱寒祛湿,在江边生火取暖,用吊炉把荤素食材一锅烩,添加海椒和花椒,由是发明了味重麻辣的火锅。

  说到重庆,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两个字:火锅。

  还有呢?

  这……

  如果只是发明了火锅,当年的重庆又怎么当得起“中华民国永久之陪都”?

  对了,还有三峡。这里是三峡的起点。

  还有呢?

  嗯……三线!说明你有点儿年纪。

  还有呢?

  陪都。 说明你不仅有点儿年纪,还相当渊博。

  这就是全部了。20世纪对重庆的改变,也许要超过此前的1000年。1940年代的陪都岁月、5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90年代的三峡工程,彻底改变了重庆。

  但重庆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至少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如此。

  无抗战,则无重庆性格

  王康住在沙坪坝热闹的商业街上,门口有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的牌子,他的椅子背上却写着“正在写字,勿扰”的字样。邻居的门上大多也挂了各种各样的公司牌子,不知里面的景象如何,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的门牌背后其实是个巨大的书房。

  身在商界,但王康的真实形象是一个学者,递来的名片上印着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图案。

  抗战胜利后,重庆人在市中心竖起一座仿灯塔的纪念碑,纪念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殊荣。

  王康是重庆现代史的发掘者,但其发掘绝不局限于重庆。他发掘重庆的历史,是为了从中探求中国的命运。他眼中的重庆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正如他所说: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法兰西共和国,在纳粹德国战争机器仅仅六个星期的进攻后便可耻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耻地陷落35天前,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副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

  这是重庆历史上的光荣一页。但这光荣是血泪斑斑的。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作战令,将重庆确定为“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确定为“航空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最严重的两次轰炸,一次发生在1939年5月3、4两天,63架日机首次轰炸重庆,炸死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间。第二次时为1941年6月5日,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300分钟,酿成死伤逾3000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在王康看来,重庆的遭遇有其世界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普通民众之间界限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过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及至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有战史逻辑继承关系。

  他写过七集电视纪录片《重庆大轰炸》。重庆在血与火中升华了城市的性格:“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不管是辉煌的古都如西安、洛阳、开封,还是现代政治经济中心如北京、南京、上海和广州,即便它们有和重庆一样的不幸遭遇,却也无缘和重庆共享这一份光荣。

  听王康谈重庆的历史,会产生过一种错觉,眼前这个髭须森然、目光锐利的男子,和巴文化中的巫师差不多。

  巴人沿着长江进入重庆,把神秘感性的巴文化也带到这里。巴人信仰的中心是巫师。他们戴着风格夸张、造型奇特的面具,穿着红黑两色的大袖宽袍,手执法器,在咚咚的鼓声中翩翩起舞。据说巫师可以和死去的祖先的灵魂沟通。他们带有催眠功能的歌声让活着的人慢慢进入迷醉的状态,由此唤醒了对部族历史的记忆,获得勇气。

  王康的父亲是安徽人,40年代考入西南联大,去昆明上学途中,不知为何流落成都,入四川大学,在那里认识了他母亲。他的母亲姓唐,舅舅唐君毅是著名学者。王康生于风云变色的1949年,一生坎坷,和巴人的巫师一样,执著地发掘被遗忘的历史,试图唤起人们面对事实的勇气。

  但知南京、北京,不知有重庆

  四川人身材矮小,幽默、强韧、吃苦耐劳。他们口音鲜明,乡土意识浓厚。抗战中专门有纪念本乡子弟参军作战的纪念碑“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为其他各省所无。川军出川之后,未几参加台儿庄之役,战斗顽强,损失惨重,一举洗刷了川军没有战斗力的污名。抗战中,川籍军官、士兵和壮丁中死伤者不计其数,战前的省主席刘湘力战身死,是中国最早战死的高级将领之一。这一切,造就了四川和重庆在现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历史也给了四川和重庆特别的报偿。

  重庆的工业化是抗战时期打下的基础。学者李紫翔说,西南的工业是东部工业家的迁建,和后方投资者转变途径,于战时短促的几年中合作起来的产物。在他看来,原来的西南是没有工业的处女地,战时却设立了几千个中小型工厂。“我们回想起这块处女地上工业建设的经过,常在缺乏一切工业的必要条件,甚至在缺乏或不能使用近代交通条件下,一切大大小小的机器、零件、原料、技师和工人,用着一切老的、新的运输方法,从各条可能通过的道路,潮涌似的移植了进来。原来不重视工业,或无意于投资于工业的人民,一是对工业发生了浓厚的热情和兴趣,并在支持战争的认识下,在各方面减少了一切可能的障碍,而给予了难能的援助。在西南的这种情形,是和抗日战争激发了一个撼动社会精神传统的爱国主义一样,亦激发了一个撼动国民经济基础的工业迁建运动。另一方面企业家和工程师们,也发挥了空前的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创造的能力。例如仓促迁移工业设备,既多陈旧,复不完全,但他们不但因陋就简地迅速复工,并尽了一切智慧经验,给予补给、仿造和改良,以生产必需的用品或代用品。”

  在李先生看来,由此取得的物质成就尚不是最重要的,像所有的乐观主义者一样,他认为,“这种改良技术的精神和成就,开创了我国工业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假如我们能保有并加继续进步的话,则它的价值,也比生产若干合用的产品,是更重大得多。”

  王康说,无抗战则无重庆人的现代性格。就地理、军事和政治而言,四川是中国的腹地,这块腹地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仅以规模来说,几乎是一个或者若干个欧洲国家之和,而重庆就是这块腹地的最后门户和精神象征。

  凡是有关战时重庆经济的展览,都有大量的篇幅是专门留给卢作孚的。这个样貌典型的川人有一种不计利害的精神,几乎是靠他旗下的民生公司一己之力,将长江中下游的大量工厂、学校、政府和人民,搬运到了重庆。今天的重庆是中国的工业基地之一,是名副其实的西南经济重镇,如果没有卢作孚,没有李紫翔所击节赞赏那种因陋就简的顽强精神,确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抗战之后,中日罢兵而国共对峙,于是有重庆谈判。1945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筹备开幕,毛泽东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下,赶到重庆参加和谈。

  重庆和谈是中国现代史的十字路口。经过八年抗战,国土残破,经济萧条,厌战情绪深入人心,人们普遍希望声望正高的国民党和在抗战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共产党能够息兵止戈。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7天,最后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双十协定”。

  如果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谈判没有流产,中国将少死几百万人,战后建设至少提前数年。在冷战的放大效应下,这次谈判还将改变世界的命运。如果和谈成功,按照双方商定方案,国共和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选举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施行宪政。中国将成为美国而不是苏联在东方的盟友。冷战的格局将完全为之改观。

  重庆曾经被历史的当事者寄予厚望,但在后来的历史故事中,这场和谈被举重若轻地处理成国民党释放的烟雾弹:谈判不过做做表面文章,协议只是彻头彻尾的文字游戏,给东北、山东和陕西的战事打掩护而已。

  历史在重庆发生了,但重庆从历史上消失了。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学习历史的孩子被告知,战争才是解决意识形态争议的终极力量。他们知道南京和西柏坡,知道三大战役,知道北平被改名为北京,知道金门炮战,不知道有重庆。

  遗失历史拼图

  抗战胜利纪功碑就建在“精神堡垒”的原址上。1949年,人们凿去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字样,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原来题字的位置上重新题写了“重庆解放纪念碑”几个大字。

  重庆的历史像是泡菜罐,不论萝卜白菜,不论新旧真假,统统杂糅在一起。

  “抗战胜利纪功碑”也许还算不上完全消失。重庆博物馆(又名“三峡博物馆”)里藏有这座纪念碑的复制品。不管怎样,“解放碑”从此成了重庆的地理标志,西南地区商业繁荣的象征。历史在重庆不是淤积起来的,就像古都开封那样,历代街道重叠在一起,唐代的通衢上面有宋代的市井,20世纪的柏油下面深埋着17世纪的石头地基;重庆是山城,是一座石头裸露在空气中的城市,一切都赤裸裸地呈现在表面,历史如同风化作用,不同时期的痕迹都直白地印刻在同一个表面上,全部呈现在你眼前。

  当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才是市井人生的常态。无数皮肤白皙、双腿瘦长的重庆妹子和肩扛竹杠,竹杠上系着绳索的“棒棒”川流不息地经过此地,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块碑的历史缘由。也许这并不重要。在大多数重庆人心目中,解放碑只是一个商业步行街的代名词;历史的形式还在,但所有内容都已经远离了这条繁华而起伏不平的街市。

  陪都的历史遗迹和其他抗战名胜往往难以寻找。幸存的如战时国民政府的驻地,如今在中共重庆市委的大院里,岗哨森严,难得看到全貌。建筑物的更新换代太快了,很难在这座城市里发现一栋老建筑——即使它们还在,也已经被高大的现代建筑淹没了。这未免和这座城市的历史有点儿不匹配。

  向游人开放的历史建筑大多集中在一条经典的红色旅游线路上,沿着嘉陵江次第展开,从市中心的曾家岩50号(抗战时期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也是周恩来的住处,人称“周公馆”)往西,依次经过桂园(原为张治中公馆,国共谈判期间,作为毛泽东办公、会客和国共谈判的场所)和红岩村的大有农场(抗战时期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是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办公场所,毛泽东在渝期间主要居住地),再往西去,还有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原址,这个机构本来是二战时期中美政府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驻地,后来因为辖内臭名昭著的白公馆和渣滓洞(曾经关押中共政治犯)而著名。

  大有农场位于红岩村,如果没有对面小区里豪华的高层住宅,从农场的半山腰上应该能够俯瞰嘉陵江。这座农场的主人叫饶国模,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大概是中共在革命年代里最著名的同路人之一。大有农场是她从丈夫手中继承下来的产业,后来无偿地提供给中共,作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驻地。随着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升级,市区的各类政治和军事机关陆续迁往重庆郊区,战时中国最高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也迁到了大有农场。

  饶国模的历史眼光堪称独到。重庆解放之后,她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将大有农场捐赠给新政府,希望这里能作为一处纪念场地,永久保存。这个动议最终得到了支持和响应。革命史的展览场所兼具保存史迹和宣传教育两种功能,当然,决定建筑命运的功能是后者,所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中,其他建筑史迹被夷为平地的时候,红色旅游的景点才能够安然无恙地幸存下来。

  现存的能够和大有农场的规模相比的历史遗迹,恐怕只有重庆南郊的黄山别墅群。经轮渡、大桥或者索道渡过长江,一路驱车盘山而上,南山深处的黄山别墅群,现在成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进入大门后,树木幽深,下有一条石板铺成的林中路,通往山间的蒋介石、宋氏姐妹和史迪威等人的别墅,其中兼有中国政府、军队和驻华美军指挥人员的住所和办公机关。尽管许多房屋年久失修,室内的展品简陋,陈设一概以复制品示人,不复可见当年的景象,但整体的格局和当年应无很大的差别。

  黄山别墅群的核心是蒋介石的官邸“云岫楼”。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27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 “云岫楼”,差一点将正在召开重庆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和参谋长一举消灭。

  战前,黄山上的别墅大多为洋行买办黄云阶的私产。1949年后,这里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接收,后来改为黄山干部疗养院。云岫楼和宋美龄住的松厅,或改作病房,或者给疗养院里的职工做了宿舍。直到1992年,这里被公布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疗养院撤出,这些折中主义风格的房屋经过修整,作为历史遗迹向公众开放。

  说到建筑风格,有重庆地方特色的建筑是川湘一带常见的吊脚楼,除了洪崖洞那面钢筋水泥的仿制品,已经看不到活生生的遗迹,但另一座仿古建筑值得一提,那就是重庆人民大礼堂。它开建于1951年,充分体现了杂糅的作风。大礼堂上半部分是有金顶的三层圆形宫殿建筑样式,酷似北京的天坛,而下半部分是天安门的缩影——中间部分还特意加了类似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平台。它于1954年竣工,落成后立刻和解放碑、朝天门一起,成了重庆的重要地标。门票上的介绍说它“气势雄伟,装饰华丽”,“举世闻名”。大礼堂二楼内部的走廊上,挂着一幅照片,显示出大礼堂的特殊风格已经被周围乏味的方盒子建筑淹没了,图片说明遗憾地说,“人民大礼堂是重庆直辖后首次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其周边环境与礼堂的协调和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努力”。

  这座皇家气派的建筑的气质和重庆可谓格格不入。它坐落在重庆市中心,和对面造型奇特的三峡博物馆,还有那座碑文写了又凿、凿了又写的解放碑,以及失去了陡峭的台阶的朝天门一起,构成了一个谜一样的城市。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拼起来却合不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重庆?什么从重庆的拼图中遗失了呢?

  那些消失了的陪都史迹并不是重庆的历史拼图中缺失的最大的部分,但重庆和谈有可能是。没有这一块拼图,不仅不能了解重庆,更不能了解中国。问题是人们怎么看待城市,就会怎么看待历史。有时候,拆掉一座房子,历史就被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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