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散原先生《书感》

　　导语：拜读1月24日《上海书评》上祝伊湄先生的《“藏山已觉非吾事”》一文，谈徐梵澄先生之诗话，愈加体会到那一辈学人在中西古今种种学问上的游刃有余，使人大有望洋兴叹之感。

    祝文着力分析了徐先生所取法和推重的陈散原《书感》一首，徐先生根据“前辈先生”所言认为：第一句指庚子西狩，晁错指许景澄，郭隗指康有为，“补衮经纶”句指湘政维新开始旋辍，“干霄芽蘖”指义和团，“巢堂燕”指李鸿章云云。祝先生引张修龄和胡迎建两先生的说法，称如果要说“谢敌”的话，晁错更应该指“载漪等人”，确实。

　　然而诗无定诂，《书感》一诗的其他几联，窃以为此前诸说尤有未能尽言之处，愿铺陈管见，作抛砖引玉之用。

　　“八骏西游”一句指两宫西狩西安，方位、地位皆恰，当无疑义。“劫灰”却非单纯指劫后之灰或者满目疮痍，此典乃汉武帝凿昆明池，得灰，不解，问东方朔，朔言可试问西域胡人。至后汉明帝，外国道人来洛阳，有忆方朔言者，问之。胡人对以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昆明池中灰即劫烧之余。如此则“劫灰”实有天翻地覆之义，辛丑年初，慈禧太后在行在颁布上谕，放出口风，要求各大臣参酌中西政要齐议新政，朝政大气候为之一变。即便从甲午、乙丑战败立约算起，短短七八年间，新旧反复三次，所谓“问劫灰”很可能就是指朝廷大计重新翻覆到戊戌年的态势，同时散原先生对原典中的“西域胡人”、“外国道人”，想必或也有深深的用意。

    “尽觉求贤始郭隗”一句诸说皆以为是倒叙，讲庚子的源头实在戊戌，郭隗就是康有为。私意却觉应该是顺叙，清廷的真正主导者慈禧太后决定实行新政，立意坚定，志在必行，那么对于有利于新政的人才自当以千金良马目之。从此后的近十年时间来看，清廷也确实拿出了求洋学问之贤的姿态，奖励游学、给予留学生功名，直到废除科举，社会上“学”雨“新”风，但能出洋拿个文凭乃至能讲两句新政者都能谋一席之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况且，即便在戊戌年陈家和康、梁意见并非完全相合，对南海圣人的评价也未必高到哪里去，“郭隗”理应和康有为无关。

    如果按照新政反复，开始求贤的理路，接下来的几句就比较好理解了，“补衮经纶留草昧，干霄芽蘖满蒿莱”自然是指戊戌年政潮当中被打压的维新人士，除了已经被目为逆党而流亡的康、梁之外，其他在重新听政之后被罢黜的官员或者永不叙用或者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实际上都在“草昧”、“蒿莱”之中，比如湖南和陈家父子甚有关系的熊希龄、浙江的张元济等等。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在戊戌年被贬黜的陈氏父子，陈宝箴在庚子年去世，而等到朝政翻覆的那批维新人士的心情或许就如诗的最后两句所描述：旧时堂前燕，此刻还是盼望归銮之后，国家能够重新振奋，自己也能为之作出贡献。如此的话，“干霄芽蘖”恐怕并非义和团，“巢堂燕”也应该不是希望李鸿章能够回来议和的意思。或谓陈三立最终拒绝了朝廷的重新启用，不过那已经是在宣统年间了，其不再踏足政坛和心怀“花时啄蕊回”亦不矛盾，且戊戌之后寄身“草昧”的原不止他们父子二人。

　　此外有一点需要指出，祝先生在考究“晁错”一典的时候，数次提到“许景澄及载漪等人，均是在庚子年被杀的”，“杀载漪则是八国联军和清廷谈判所要求的条件之一”等。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乃是端郡王载漪压根就没有被杀，而是活到了民国以后。端郡王载漪，本来应该是瑞郡王，但是龙笔一误，乃更此爵，他急于将自己的儿子扶上龙椅，可以说是庚子之祸的罪魁之一，但最终他和他的兄弟辅国公载澜只加斩监候的罪名，皇上加恩免其一死，发往新疆。载勋、赵舒翘等人则赐自尽，毓贤、徐承煜等人立行正法。不论是赐死的还是正法的上谕都是在辛丑年正月颁行，所以许景澄等五大臣死在庚子年，“祸首”诸大臣则在辛丑年。其他也上了“祸首”名单的大臣刚毅、徐桐等则在议和之前要么死于路上、要么死于京中，李秉衡在抵抗联军失败后殉国。围攻使馆的主力董福祥却因为手握重兵，只得了个革职的处分，飘然回自己的西北老家去了。

　　戊戌庚子反复，有人说先杀新党，又杀旧党，有人说先杀汉人，又杀满人，反正杀得朝廷元气大伤，国家舒气不存。若仅以法论，戊戌、庚子与辛丑的弃市、赐死者尚算国家明正典刑，大清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则在保定被联军直接枪毙，至今思来，难不犹有“余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