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

　　导语：蒋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盖棺定论，多半确认他是一个失败者，最后将中国大陆的大片江山都丢掉了，于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传遐迩。

    《纽约时报》在蒋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报道里说：当年美国职棒联盟有一位常胜教练龙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蒋之吃败仗足可与龙教练之赢球等量齐观，以资嘲弄。而所谓自由派论者大都深信蒋政权之垮台，要因其本身之无能与残暴；蒋氏退守台湾之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又建立了一个令自由世界难堪的右派独裁政权。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他的称号“大元帅”(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戏谑。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认为过去的评价过于严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认为蒋之崛起由于“坚毅、忠诚、勇敢、廉洁”(p. 10)，也未免过于溢美；又认为蒋介石没有那么失败，因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矫枉过正，且与事实不符。

　　此一过正的翻案之作，不仅由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学者的赞赏，认为是超越前人的杰作，更令一些亲蒋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认为这位作者在历史评价上帮蒋介石击败了毛泽东，不得不令人感到时异情变，翻案文章也应运而生。然吾人细读之余，虽喜其文笔流畅，正文长达595页，读之愉悦，但就内容而言，颇多可以商榷之处，更有不少谬误，兹评说如下。

　　基本事实之误    

　　书中谬误之处，不胜枚举：若谓理学源自对十三世纪蒙古入侵的反应(p. 13)，他不知十二世纪的朱熹已是集理学的大成者；孙中山被举为同盟会的“总理”，却误作“总裁”(p. 17)，作者不知“总裁”乃蒋介石独享的尊号，于是又误以为蒋死后其子经国被选为“总裁”(p. 585)；孙中山离开日本前《民报》的主编是章太炎，而作者误作汪精卫与胡汉民(p. 19)；作者说武昌起义后，“军阀时代已经开始”(p. 21)；又说辛亥革命陈其美在上海举事，用的是“五色旗”(p. 23)；又误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间，是广州与武汉斗争的“英雄”(p. 26)；指陈洁如为“妾”(concubine)(p. 59)而非蒋介石的明媒正娶，作者不知黄埔军校学生皆称陈为“蒋师母”，檀香山华人以“蒋夫人”欢迎陈，以及蒋与李宗仁交换的金兰帖子上所书，均视若无睹，而情愿相信不实的传言。

　　陶涵又说1935年已经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国(p. 114)，说上海有“胡同”(p. 148)。又说汪在河内，因不听蒋劝告赴欧，蒋才派特务杀之(p. 170)，作者不知汪发表艳电后准备赴法，因刺汪误杀曾仲鸣，汪乃决心与日谈判；作者又将曾仲鸣误充汪之侄儿。把宋希濂误读为“Song Xiliang”(p. 418)，曹聚仁误读为“Cao Zhuren”(p. 459)；把著名华裔作家Iris Chang 误读为“Irish Chang”(p. 626)；又误将1960年代“最令 [蒋家] 头痛的”(the peskiest gadfly)《文星》杂志的年轻主编李敖当作“发行人”，并误以为李敖因提醒蒋氏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被送往专门关政治犯的绿岛四年(p. 544)，作者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台独冤案，从来没有到过绿岛。作者又不加考证即谓张灵甫及其四位将军兵败集体自杀(p. 373)，而不是被击毙；作者又说陈仪被捕杀因其有通匪之嫌(p. 401)，不知实因被其义子汤恩伯出卖；作者也不知所谓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体服毒自杀(p. 407)，原是编造的故事。这些事实之误绝非笔误，正暴露作者在基本历史知识上之欠缺。

　　没能善用蒋日记原件  

　　陶涵蒋传的写作方法以年代先后叙述其生平，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湾时期，并将之连接到相关的人事。蒋氏是现代中国史上的首要人物之一，与他相关的中外人事，当然十分丰富，因而这本书实际成为蒋介石及其时代史，而非基于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与内心世界作深入分析与解释的大传，结果只是将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说。时而似乎以蒋氏的代言人自居，为之辩解，如谓“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诚恳的儒家基督徒，其动机在谋求中国的统一、现代化与独立多于个人权力的愿望”(p. 10)，甚至一再为蒋介石开脱与洗刷，并将之作为论述的基调。而此基调对西方读者而言，或许有些新意，但对华文世界来说，大都是国民党内正统派、亲蒋派的老调重弹而已。事实上，陶涵曾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资助，以及诸多亲蒋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极为有限，对中国历史又认识不足，难得看到正确的独特见解。

　　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开放，新史料的出现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争相阅读。陶涵亦不后人，在其蒋传中多加引用，但相当多的部分仍然转引自秦孝仪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记可查，何必转引？而秦氏在编辑过程中动过手脚，早为识者所知。但是这位作者却说曾对照日记与秦编，没有发现主要的不同(p. xi)，又言蒋氏日记为包括西安事变在内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见(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p. 3)，足以令人怀疑这位作者是否真有阅读蒋氏日记原件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说能够作批判性的运用。按蒋氏日记在其生前一再抄录副本留存，期盼日记流传之心已昭然若揭，至于日记原件，若完全是隐秘的空间，不欲示人，又何必对许多重大事件“讳莫如深”，隐而不书？更何况本书作者也承认，现存的日记也曾经过家人的编辑与删节(p. 31)，并不完整。再说蒋氏日记原件中诸多自责自励之语，也不足为异，原是中国传统日记作者所优为，自我检验，操之在我而已。总之已开放的日记原件确有其参考价值，大可作为深入分析蒋氏性格与内心世界的丰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记牵着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论证与分析就引为证据。

　　蒋在日记里大谈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并以修身养性自我勉励，作者就信以为他是“一个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便下结论说，儒学对青年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自律”与“品格的培养”，更由此认为蒋是一负责任、很勇敢、讲荣誉、非常积极之人(p. 14)，这就是被日记牵着鼻子走的好例子。整体而言，陶涵对蒋的正面评价与蒋在日记里的自许，颇多契合， 正可略见其中消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者，总要将其一生言行对照来看，才能下定论。作者并非不知蒋自小在乡里间，就拥有“瑞元无赖”的绰号，以及性好渔色，“有了妻妾，还要嫖妓”(p. 38)，作者也不否认蒋时常殴打发妻毛福梅的记载以及蒋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认为陈洁如所说蒋染给她梅毒不可能造假(p. 40)；若然，则所谓新儒学的道德力量，似乎对蒋所产生的影响甚微，又如何能轻易下结论说，蒋介石是一位“现代新儒家”。陶涵又进一步说，蒋必乐见中共终于以儒家学说取代了阶级斗争，而中共领导人像蒋一样成为“现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s)，足见这位作者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新儒家，难辞滥用名词之咎。至于说，蒋氏父子若能见到今日上海与北京之繁华，必定会深信“他们长期策划的反攻大陆成功了”，因为此乃蒋氏父子“现代中国的远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p. 592)，读到这里，令人莞尔。

　　我们必须认识到，货真价实的日记原件里所说，不一定全是真话，例如陶涵在书中指出，蒋早于1950年6月26日的日记里，就说孙立人“通匪”，情报人员又报告他爱听的话：“孙的陆军总部里面有匪谍”，而孙竟然仍是陆军总司令(pp. 436、 437、 441)，但陶涵没有注意到这不是真话，而是连蒋自己都不信的假话；他若真的相信，怎么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陆军总司令在位长达四年之久？

　　由于这位作者并未真正试图去了解蒋介石，因而会作出不少令人费解甚且矛盾的结论。他说蒋像毛一样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主张中国统一，是爱国者，但又说非坚持一个中国，蒋政权便无法立足台湾，然则其坚持一个中国主要还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位；他说蒋预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苏俄以及美国在越战必败，展示其战略远见，但他最想实现的远见，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中共政权的灭亡，终究落空；他说中苏共决不可能分裂，结果分裂了。他说蒋在台湾二十五年仍然是独裁者，却又说蒋为台湾的现代化与民主奠定了基础；他说蒋“本质上不是一个残忍或暴烈的人”(Chiang was not ruthless or violent by nature)(p. 591)，为了国家的奋斗与生存，有时必要作出残酷的决策，但又指出蒋异常的残忍，为报私仇不仅杀了杨虎城，而且连杨的稚子与秘书以及秘书的妻子都不放过(p. 416)，滥杀无辜的妇孺，总不能说与国家生存有关。作者对于这些不一致的论述，全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