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蛰伏近4年推出长篇小说《蛙》

　　导语：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

　　你知道我们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

　　《蛙》

　　蛰伏近4年，莫言推出长篇小说《蛙》，通过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4封长信和一部话剧，讲述了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一生。“蛙”有多重隐喻：是婴“娃”、是女“娲”，也是高密东北乡的生育图腾。“从我出生那天开始，这部小说就已萌芽。在老家，我这样年龄的人，就是我一个真实的姑姑接生的。”

　　小说中，“姑姑”几十年里忠实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退休那晚她喝醉了，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袭击。“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莫言说，此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有网友回应，“这个故事看到后来让我不停掉泪，并不是感动，是作者对中国人生存问题从骨子里的悲悯之情……中国人的命运，大抵离不开‘政策’。”

　　莫言在台上演讲，“1980年中共中央号召独生子女的公开信，到现在发出整整30年了。学者、专家已经公开争论了很久，希望恢复到二胎；但实际上大家对当下农村的生育状况并不完全了解。计划生育，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国家形象。小说中确实涉及敏感问题，可能也会引起争议。”

　　“听说您这部作品打算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台下冒出了敏感问题。

　　“我说，谁跟哪个作家有仇，就给他造个谣言，说他明年要得诺贝尔奖。我也很为难：不写重大题材、敏感问题，就有人批评，你看这个作家，就会写不温不火不痛不痒的问题，不关心社稷民生。如果我写了，他们又会说，你看他又向西方献媚，揭中国的伤疤。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写怎么写。”

　　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大得多

　　祖父说，村后小石桥上，有个“嘿嘿鬼”，夜晚一人过桥，他会在背后拍你的肩，发出“嘿嘿”冷笑声。

　　1970年代，莫言下夜班回家，必须从小石桥上过。月黑风高，他就放声歌唱，飞奔过桥。母亲说，深更半夜为什么要嚎？

　　“我怕那个‘嘿嘿’。”

　　母亲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人。”

　　莫言后来明白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让这些残酷行为合法化的是狂热的政治，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他说，《檀香刑》是一个寓言。“作为一种残酷的刑罚，檀香刑消失了，但作为一种黑暗的精神状态，却会在某些人心中长久地存在下去。”

　　两岁时，这个命大的“地瓜小孩”曾掉进茅坑里，是哥哥把他拎出来冲干净的。

　　儿时的莫言瘦得皮包骨，细长的脖子，挑不住那颗沉重的脑袋。他和小伙伴们吃野草、啃树皮，甚至抢煤吃。“1961年春天我们村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好极了。”

　　5年级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因为家里是中农，莫言又因事得罪了老师，被剥夺了上中学的资格，回家放牛割草。孤独让他学会了观察与倾诉，他甚至常自言自语。一次他对着树木说话，母亲见了，担心地对他爸说，咱们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四十一炮》就是我的乡村经验，我曾经是个很饶舌的孩子，有强烈的说话欲望，但后来被压迫住了。”他取名“莫言”，提醒自己少说话。

　　“《红高粱家族》表现了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这3本书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极端饥饿的日子里，邻村的右派大学生启发了他。“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每天吃3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我当然希望童年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受更好的教育，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受完整的教育，吃不好，穿不暖，15岁以前光着屁股，参加了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这些独特经历，成为了创作的财富。对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时期非常重要，而且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要大得多。”

　　农村没电，只能点着很小的油灯看书写字，火柴每月每户两盒，纸张、墨水更少。“当时想，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村庄，我永远都不再回来，所以我18岁那年就报名参军。”结果，身体合格，政审不合格，连着两年再去，还是不行。“1976年我21岁，那是年龄期限的最后一年，找朋友走了后门，才当上了兵。”

　　因为参军，家门口挂起了“光荣人家”的标牌。“我记得民兵连长来给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满脸冰霜，离我还挺远就扔下通知书走了。我当兵走的时候，很多贫农在街上大骂，‘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当不了兵，竟然让一个老中农的孩子当了兵！这是什么世道？阶级斗争不搞了？’我感到一种威胁，这个村庄伸出无数双手要把我拖回来。”

　　新兵训练结束，莫言被分到渤海湾畔站岗放哨，“身体站得笔直，但脑子里考虑的全是小说的事”。1979年发表《春夜雨霏霏》，他崭露头角。4年后，已被提拔为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调到了北京，他的《民间音乐》得到孙犁的表扬。几个月后，他便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正式走上了创作道路。

　　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参军前，20岁的管谟业，是县棉油加工厂过磅组的临时工，打得一手好算盘。闲时常躺在棉花垛上眼望蓝天，喃喃自语。

　　工友看到，开玩笑：“小管，神经？”

　　他坐起来，笑了笑：“您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这个“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的乡下农民(莫言自嘲)，有一座志怪淋漓的文学共和国。

　　高密东北乡，真实地名高密大栏乡平安村，地处胶县、高密、平度三县交界，只有一片低洼的荒地，老百姓就到这里放牧牛羊，大栏由此得名。

　　莫言下意识地把“高密东北乡”这5个字写进了小说《白狗秋千架》，此后，他的很多小说里，高密东北乡成了专用的地理名称。

　　1985年，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获得广泛声誉；没多久，他又“吼”出《红高粱家族》，确立了文坛地位。

　　《红高粱》的写作有些偶然性。

　　“当时我在军队的艺术院校里学习，有一次开会，一位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的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

　　莫言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没用一个星期，他就写完了。

　　很快，张艺谋剃着光头、穿着短裤，从太行山《老井》拍摄现场赶到北京来了。“他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那种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虽然素未谋面，二人聊得投机，很快谈定《红高粱》的改编权。“所有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莫言对张艺谋没什么要求，“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他的红火，也有几分“出口转内销”的意味，张艺谋的电影、葛浩文的译本，令他笔下鲜红色的暗流涌入了西方世界。“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纽约时报》书评)

　　管它是不是神话，莫言说，“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我是惟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

　　“我以前写《檀香刑》，被很多人骂，外号叫‘嗜血恶魔莫言’。这次《蛙》写得十分克制，人到手术室，门一关，里面顶多传出来一点声音。真要写血腥，可以比这血腥10倍，我已经非常克制了。”

　　10余部长篇、100余个中短篇，莫言的写作数量与精神体积，在中国作家群体中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和广度；他的小说，依然有着赤裸裸、血淋淋的生命力；许多年过去，很多同道搁笔了，惟有这个“嗜血恶魔”逃脱了，“来报信给你”！

　　作家是职业，既不神秘也不高贵

　　客房的花瓶里，插着一枝紫色的植物，颇为神秘。

　　聊着聊着，莫言的手指不禁伸向了“她”，轻轻地，他嘴里咕哝着——睡莲？！

　　植物出了瓶，茎部开始滴水，他有些欣喜，“居然是新鲜的，真好。”

　　55岁的莫言神态稳重，拿捏香烟的姿势都显得安详。“在家抽得少，出来碰到一群烟鬼，偶尔抽一点。”在部队时，他可是一个劲猛抽烟卷，“刚开始写作时，很痛苦、很难，抽烟、熬夜。当时白天要工作，只有晚上来写。”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晚上写作了。如今住在北京平安里，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3点；中午11点午餐，小憩片刻，起来再战。写作时手边会放一本《高密县志》，“都是些大事记，为了在技术上不犯错误”。

　　最理想的写作环境，“希望能在靠山靠水安静的地方，房子里摆放着纯粹古典式的木头书桌，有一杯好的普洱茶在旁边。现在住在楼房里，一开窗就是一片喧闹声。”偶尔他也怀念过去，“80年代很多作品是跑回老家去写的，很多小说是在供销社的仓库里写的，里面生了一个煤炉，但是外面也很吵。”

　　每部新作的第一读者，是守候多时的出版社编辑。“我太太从不看我的小说，我也不给她看，女儿也不给看，改完再给她看。写作很隐秘，是一种赤身裸体的状态。我在电脑前写小说，如果有人站在后面，我感觉别人在窥测我的隐私，背后直冒冷气。”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写作真正占据的时间并不多，“我是突击性写法，即便写了几年的小说，也主要是这几年中的一个月左右完成的。但是，跟文学有关的活动，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外国作家来中国，他常常得出席。“出版社让我给德国老作家马丁·瓦尔泽颁奖，颁奖仪式必须有演讲。”为了准备讲稿，书桌上多了本《新世纪文学论稿》。

　　尽管各种声誉接踵而至，各国作家、记者不断造访，莫言并未被冲昏头脑，他仍是那些老战友的好哥们。“说实话，我的朋友跟文学很疏远，真正的贴心朋友反而是从事别的工作的。住在部队院子里时，有一些当兵的跟我特别好，还有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朋友。”

　　他言辞甚少，肚子里却装满逸事趣闻。在国外演讲时，他把作家比作乌苏里江中的大马哈鱼；与记者对谈，他又把作家比作肚里排着一团卵的老母鸡。他是健谈而有趣的。

　　“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他全部作品的题材，植根于他自己的生活，还有那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和奇诡的梦影。“我天天做梦，每天夜里都沉浸在纷繁不安、乱七八糟的梦境中，感觉50%的脑细胞是清醒的，大脑只有一半在休眠，似睡非睡，醒来后往往感觉夜里在梦境中奔跑得四脚乏力、筋疲力尽。”

　　“听听戏曲，是种放松，也是艺术熏陶。”这是他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朋友送来一套宫崎骏，“每部里面都有不同的动漫形象，都有很紧张的气氛、很神奇的东西，我全看了，很好看！我也喜欢可爱的东西。”

　　采访中间，莫言接了个单位来电，年底要填写各种表格、汇报工作，他态度谦和、恭敬，在体制内、在岗位上，兢兢业业。

　　“最重要的是，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老百姓。作家就是一个职业，而且这个职业既不神秘，也不高贵。”

　　在沮丧与狂妄之间

　　——对话莫言

　　一个人无论取得多么令人羡慕的成绩，其实往往建立在不自信的基础上

　　没有罪感的人不会成为善人

　　人物周刊：您目前最关注哪些社会问题？

　　莫言：我现在最关注和生育有关的问题，真的，生育方面存在一些不公道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姑姑跟您谈过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痛苦和怀疑吗？

　　莫言：她几乎没和我谈过，当然小说里的人物和她很像。她本人子孙满堂，3个女儿1个儿子，还有孙子，家庭生活很幸福，但我想她内心深处肯定有隐痛。

　　有的人家生了女孩，为了再生一胎就把孩子藏起来，或者假报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但不能你说死了就死了，计生委规定第一必须有接生护士签名，第二得有死去的婴儿尸体为证。我姑姑就从别的地方弄个婴儿尸体，给有关单位搪塞一下。她干过很多这样的事。

　　人物周刊：《蛙》中的蝌蚪，有私欲，也有懦弱的一面。这个形象，有多少自我陈述的成分？

　　莫言：很难量化，但肯定有很多个人生活经验。比如蝌蚪是农村出身，当过兵，从事文学创作，我也在军队里服过役，也是自己在外工作，妻子在农村。

　　然后是计划生育政策，我也在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下领取了计划生育证。如果我当时不去想所谓的前途，我应该可以生第二胎，我太太当时是农村户口。正因为我考虑到个人发展，要在部队当更高级的军官，所以没再要第二胎。现在年过半百，反思那段经历，感觉自己是有罪的，不应该那么做。

　　小说里面更尖锐，最后是一个悲惨的结局。蝌蚪想通过生孩子来赎罪、逃避现实。他认为让这个孩子生下来，是对他前妻丧命的一种赎还。但赎罪行为本身构成了新的罪过。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妻子用技术手段让别人代孕，他再把婴儿从代孕者手中夺走，最后使她疯狂。

　　尽管他有许多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我想，到了晚年，他越来越感觉到这种辩解是无力的，不但说服不了别人，也说服不了自己。

　　我不敢说这部作品有什么代表性，但我这次算是直面自己的灵魂。我从前讲过我几个阶段：把好人当坏人写，然后是把坏人当好人写，最后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本书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个阶段，当然仅仅是围绕“生育”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您曾说，“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莫言：这不是悲观，反而是一种动力。知道罪赎不完，那就永远抱着罪感生活。

　　一个有罪感的人一定是宽容的人、善良的人；一个没有罪感的人一定是跋扈的人、不善的人。没有罪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善人的。

　　人物周刊：您早年有个短篇就叫《罪过》。

　　莫言：讲一对兄弟，弟弟很受父母喜爱，哥哥不受父母待见。兄弟俩去河堤上玩，弟弟去够荷花，哥哥一闪念间，应该伸手拉弟弟，但他没拉，弟弟淹死了。当然，也可以解释说，他没有来得及反应，犹豫了一下。

　　人物周刊：外界可以对个人行为做出很多解释，但没法对内心一刹那的真正念头给出剖析？

　　莫言：对！我有过很多这样的描写。这一刹那，他明明可以挽救他，在他即便不挽救也不会受到任何指责的情况下。

　　哈代的一篇小说，有个医生，妻子落水了，一般人认为她已经死掉了，但他是医生，知道她还可以救活。虽然他们夫妻关系极其恶劣，他还是把妻子救活了。

　　铁凝的《大浴女》里，主人公的妹妹掉到一个井盖下，她明明可以救妹妹，但她没救。人一念之间的恶，就造成了终身的罪疚。

　　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人物周刊：说说您早年的创作环境，那段时光还是挺让您怀念的吧？

　　莫言：是的。80年代那种环境，真是有个写字的地方就可以。我在军艺的时候，4人一个宿舍，每人一张书桌。《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之类的作品，都是在宿舍完成的。旁边的人，有的睡觉，有的说话，有的抽烟，有的会客，你就只好戴个耳机。恰好那个时候产品质量比较高，数量也多，两年时间写了八九十万字。

　　人物周刊：从早期的《红高粱》、《酒国》到后来的《生死疲劳》、目前刚出炉的《蛙》，您不断改变写作手法，不变的是什么？

　　莫言：以善为本的理念。早期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我内心深处的恶，尽管没有释放出来。别人对我施加的恶是他们内心深处恶的释放，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有条件我也是个恶人。于是对坏人也有一种宽容，我要明白为什么恶人这样坏，是什么使他们这么坏。从前写别人，现在写自己，自我审视。

　　人物周刊：您说，“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能否谈谈您是如何把握作品中的性描写的？

　　莫言：应该说，很多严肃作家小说中的性描写比我过分多了。我一直比较克制，而且是用比较文学化的语言，没有赤裸裸地描写器官什么的。

　　饱受争议的《丰乳肥臀》，除了题目比较香艳，很难找到严肃作家作品里都有的性描写。这是文学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作家的考验。如果性描写对塑造人物的形象有用，那没问题；纯粹是生理性的描述和展示，没有别的含义，没有美感，我就反对。

　　人物周刊：在您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您对女性的赞美和同情。

　　莫言：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感觉女人比男人伟大，这在我写《丰乳肥臀》时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坚强。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男人总是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只要有女人，马上就能恢复。《丰乳肥臀》里写母亲，一般人家乡发生了大战都会逃难而去，母亲跟着逃了一段，下决心不逃了——家里就是炮火连天也是自己的家，我们要回家去！别人往外跑，她是逆着人群、冒着炮火回家去。

　　人物周刊：目睹文坛新人渐渐成长、成熟起来，是否会感到某种压力？

　　莫言：时代变了，文学变了。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当时也曾有很多文坛老同志对我们的创作表示忧虑：这种东西是我们的文学吗？我非常赞同“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些老东西、老家伙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就是要超越你们，就是要打倒你们，就是要写得跟你们不一样。如果写得跟莫言、王安忆一样，你就没出路了。

　　最近几年，我也浏览韩寒的博客。他敢于跟大多数人的流行观点唱反调，在无数网民狂热、暴怒的时候，能从另外一个方向思考，说明他确实已经成熟了。我们过去老觉得他是另类，实际上他是当今青年的代表，很多人把他当作榜样。我们将来的国家领导会出现在这群人里。开玩笑地说，再过10年20年，韩寒应该竞选上海市长。

　　克林顿当年是什么样一个人？吹吹萨克斯，唱唱摇滚，甚至还吸大麻，当时美国人哪里会想到这么个人若干年后会成为总统，而且还干了8年！应该说干得还不错，当然缺点是经常犯一点领导干部爱犯的小毛病。

　　作家写作就像母鸡下蛋

　　人物周刊：在您的创作当中，除了亲人和朋友，《检察日报》的工作对您有何帮助？

　　莫言：《检察日报》让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过去我在军队里，军队当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它毕竟是个比较独特的群体，相对独立于社会。我在军队呆了22年，对社会不是很了解。后来到了《检察日报》，第一是有了记者身份，第二是报社的联系广阔，使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深的理解，知道了很多官场内部的规则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在合法与非法中间有一个灰色地带，也知道了执法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也有区别。

　　这10年《检察日报》的工作，对我很有帮助，虽然没写出什么法律方面的好作品。

　　我的采访次数很有限，跟一些检察系统的劳模，进行过一些对谈，写过一些报告文学，也到下面基层讲过课。检察系统里也有成群结队的文学爱好者，我帮他们写信、看稿子，比较烦实际上。

　　人物周刊：平时您有记笔记的习惯吗？

　　莫言：我偶尔会记录一些只言片语，就是突然冒出一个非常好的句子就记下来。我有几个乱七八糟的小笔记本，记录这些只言片语，有些梦境中出现的非常精彩的场景也会记下来。

　　人物周刊：您最近做的最惊心动魄的梦是什么内容？

　　莫言：我忘记了，醒来就忘，所以常常凌晨两三点爬起来记。前两天，我梦见了一个我儿时的玩伴，脚上生着蹼膜，在水面奔跑。县体委把他招去参加游泳比赛。后来想到这不符合规则，别人在水里游，你在水上奔跑。给他做手术，结果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儿童。我想这和《蛙》有关系，蛙就有蹼膜。

　　人物周刊：您有句话我特别喜欢，“人都是有自卑感的，一个永远自信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魔鬼。”

　　莫言：这是我根据个人心境总结出来的。一个人无论取得多么令人羡慕的成绩，实际上往往是建立在不自信的基础上的。可能他在写的过程当中很不自信，写到一半时很自信，写完了以后又不自信了，不断在自信和自卑当中挣扎。

　　我的写作也是这样。构思时总踌躇满志，觉得这太棒了，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品。但拿起笔来就会想，这行吗？咬着牙坚持下去。写完了有时感觉不错，有时感觉很差。推己及人，我想所谓的艺术家、创造者都是这样，包括贝多芬、莫扎特等大音乐家在创造中也往往陷入绝望的状态，感觉才华被耗尽了。如果一个人一直自信，我想这个人不可能从事艺术工作，做政治家或许可以。

　　人物周刊：写作究竟是乐事还是苦差事？

　　莫言：写得顺的时候很乐，写得不顺的时候也很烦，不断在快乐和沮丧之间跳跃。一会儿沮丧得要命，觉得才华耗尽了；一会儿又狂妄得要命：这一段谁能写出来？每天都在起起落落中挣扎。

　　人物周刊：最后您很享受这个过程？

　　莫言：当然，最终完成一部作品还是很享受的。但新的枷锁又马上套在脖子上了。

　　人物周刊：已经有新作的构想了吧？

　　莫言：好几部在交叉。作家写作有时候就像母鸡下蛋。老母鸡意外死了，农民舍不得扔掉，要吃掉它。剖开肚子后，发现它的蛋是排着队的，大的像乒乓球一样，接下来一个比一个小，最后像米粒一样。它肚子里面有一大团卵，成熟一个排出一个，后面一个一个跟着成熟。一个作家的肚子里肯定有几十个故事，他不一定知道哪个先成熟——有几个可能长得差不多大。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实习记者王梦怡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