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一村》的爱与哀愁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08日 09:20 中国周刊

  导语:1949年,100万中国人飘洋过海逃亡台湾;2010年,这段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被演绎成话剧,在舞台呈现。

  1949年9月,20岁的王志刚带着16岁的未婚妻孙绍琴跟随国民党部队从北平“逃到”台湾。

  在国民党的统一安排下,王志刚和孙绍琴住进台湾嘉义市一个临时搭建的村子。望着一间间用土墙和篱笆搭建的临时棚户,16岁的孙绍琴这才意识到:原来逃到台湾也并不能过上好日子。那时正逢农历春节,一整村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军眷彼此慰藉背井离乡的凄凉。

  2010年农历春节前,他们的儿子、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带着一部描写台湾眷村生活的话剧《宝岛一村》来到北京演出。一切仿佛宿命,60年前,父母从这里离乡,60年后,儿子又带着父辈的记忆回到这片土地。只是,他的父亲王志刚已溘然长逝于台湾,母亲孙绍琴这几年,也因身体不便,很少回京探亲。

  临来北京前,王伟忠向母亲辞行,特地告知:“《宝岛一村》要来北京演出。”76岁的母亲听后,只笑笑说:“真是的。”语气带着嗔怪。

  他唏嘘道:“轻轻一句‘真是的’,流转过的是六十年的时光。”

  1949年

  王伟忠一直在给赖声川讲故事。前者是台湾电视圈的大佬,后者是两岸三地话剧界教父,这些年,两人每每凑在一起,王伟忠就会绘声绘色开始讲故事。

  王伟忠的故事发生地在嘉义市的建国二村。在这里,他的父母成婚,三个姐姐成长,他出生。在王伟忠的少年记忆中,村口有棵大榕树,树下坐着操着各色乡音的老人。放学,孩子们穿过一排排低矮的平房,母亲们在烧饭。家家燃起炊烟。

  后来,王伟忠离开眷村,去台北求学,再后来,他制作的《康熙来了》、《全民乱讲》掀起台湾的收视革命,再大牌的电视人见到他,都会毕恭毕敬地叫他一声“伟忠哥”。只有建国二村的老邻居们还可以肆无忌惮地敲着他的头,骂他“臭小子”。

  1996年,为了推进城市化进程,台湾逐渐拆除整改眷村,规定全台1000多个眷村必须在2009年前完成迁移、改建。

  2004年,建国二村也面临拆迁。王伟忠用家庭摄像机记录这段经历,最初动机是为家族留下点什么,但慢慢却发现:一部纪录片远不能讲完眷村的故事。“它代表的是整整一代人从游子变居民的历史过程。”王伟忠说

  于是,王伟忠找到赖声川,希望合作把眷村故事制作成话剧。彼时,王伟忠已推出了以眷村为主题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收视率惊人,但他觉得不过瘾,因为电视剧“太廉价”。

  赖声川告诉王伟忠,“眷村故事很好,但一时想不起如何串联”。这个擅长在大时代下讲小人物命运的戏剧导演,对建国二村100多户人家的故事一筹莫展。王伟忠不急,继续给赖声川讲故事,一讲就是一年半。2008年的某一天,赖声川灵感乍现,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形容,“就是脑子‘咔嚓’一下,一切都有了。”

  2008年12月5日,《宝岛一村》在台北首演。大幕拉开时:建国二村100多户人的故事被浓缩成三户人家。1949年至今六十余年的光景,用三个小时演绎。

  1949年,王伟忠的父亲王志刚在当时的北平服役,他是一名国民党空军的地勤战士,没事爱去西城的胡同里转悠。在那里,他碰到了16岁的孙绍琴。

  “我姥姥是个小脚,出不了门;我舅舅出门打仗,把空着的一套房子出租出去,所以我妈妈就得老往外跑,帮我舅舅收租。”王伟忠向《中国周刊》记者讲述。

  为了追孙绍琴,王志刚掩盖了地勤的身份,“谎称”自己是空军飞行员,那时,在北平城,飞行员很神气,城里的居民都听闻,这帮年轻的军官曾经被送往美国受训。

  在那些靠在胡同口等孙绍琴的日子里,王志刚都会向过往的人群,刻意拽拽系在脖子上的白围巾,这是一条由美军制作的降落伞改造而成的围巾,空军士兵人手一条。

  为了扮足戏份,王志刚哀求班长:“班长,我今天带女朋友去红楼戏院看戏,路过时,拜托你跟我敬礼,说声:班长好。”

  如今已76岁的孙绍琴,常在台北的家中凝望墙上挂着的那张北平旧地图,她在地图上指出一条从西城胡同到红楼戏院路,告诉王伟忠:“你爸爸就是在这条路上,骗了我。”王伟忠嬉笑感叹,自己的“坏劲”遗传自父亲。

  1949年,国名党守城将领傅作义向共产党投降,北平城内,国民党大部队陆续往台湾撤退。在决定携带老母前往台湾前,王志刚去孙绍琴家提亲。王伟忠的姥姥不让。王伟忠的姥爷思量再三说:“带走吧,兵荒马乱的年月,女儿有个依靠就行。”

  订婚后,王伟忠的姥姥告诉王伟忠的奶奶:“我有一双眼,您也有一双眼,我们都要看着这世界,女儿交给你,希望你能待她像待自己的女儿。”

  来不及办婚事,孙绍琴被父母拉着在胡同里转了一圈,告知邻居:我们的姑娘不是跑了,是跟王志刚结婚去了。

  临行前,王伟忠的姥姥嘱咐:“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想着给我写信。我好知道孩子你到底在哪儿?”

  16岁的孙绍琴并没有太伤感,她以为自己不过是去台湾玩玩,很快会回来。她走时,这里还叫北平。

  眷村的女人们大多是怀揣着这样的心态登陆台湾。

  当时,为了严明军律,蒋介石规定军属和当地的居民不能混住一起。

  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省内陆续建起了800多座眷村,共有60多万外省兵和50多万军属被收拢在眷村的竹篱笆之内。

  眷村按照等级分房。王伟忠所在的建国二村,有头衔的82个军官得到日伪遗留下的官邸;其余479户分到临时由竹篱笆搭建的简易房:六坪,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蒋介石一直在向军队传达:房子简陋,因是临时居住,我们早晚会回到大陆。

  分房时,孙绍琴才知道,自己嫁的并不是空军,而是一名地勤战士,分口粮时,王志刚军衔不够,只得到了一份。一家三口,连饭都不够吃。显然,那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岁月,在眷村,孙绍琴学会洗衣做饭,带孩子,为了补贴家用,她办起家庭作坊,把家乡的食物摆在家门口,沿街叫卖。每一个眷村里的母亲经历都出奇的相似。王伟忠回忆:“有些食物,只有在眷村才能吃到。”

  儿时的王伟忠学会说天津话,河南话,山东话但他更擅长说地道的北京话。妈妈把姥姥的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提醒儿子没事看看,说不定哪一天会回到北京。“开始老看,后来慢慢不看,最后,照片真的仅仅是一张照片。”王伟忠说。

  在台湾“反攻大陆”的时代,经常从一些飞行员的官舍里传来电话声,然后就是一阵女人的哭声。王伟忠说:“这意味着飞行员出任务,没有回来。”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退守台湾的蒋介石被迫退出。1975年,蒋介石去世,无数眷村人嚎啕大哭,他们多年翘首企盼的回家路成了一场梦。

  “这两件事无疑是眷村重要的历史节点。”赖声川说,“眷村人做梦也没想过,退出联合国,然后‘总统’去世。这意味着,先是‘国’没了,然后是‘家’没了。”

  在王伟忠拍摄的纪录片里,一位眷村军官泪流满面地回忆:“老‘总统’带我们来(台湾)。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没有比这更特殊的民族迁徙。他死了,谁带我们回家?”

  台湾著名的文学家王鼎钧是眷村二代,他评价那个时刻,是“国破家亡。”

  “我们家在山东”

  2008年,《宝岛一村》在台湾地区首演时,久未露面的林青霞特地飞回台湾观看。看后她评价:“看得我如醉如痴,时而感伤,时而欣慰,有时大笑;有时哭得抽泣,泪还没干又破涕而笑,还没笑完又哭将起来。这是什么样的一出戏?把我弄得像个傻子一样。”

  和王伟忠一样,林青霞也是眷村二代。翻开眷村二代的名单,金光灿灿:商人郭台铭、作家朱天心、龙应台、张大春;电影界侯孝贤、李安、张艾嘉;演艺界邓丽君、张雨生、璩美凤、吴小莉

  在杨德昌导演拍摄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主角之一小四就是眷村二代,他常常困惑,自己明明是台湾人,但没有祖先可以祭拜、没有亲友可以探望。

  这是所有眷村二代的身份困惑。走出眷村,他们被称为外省的小孩,会受到本省人的欺负;回到眷村,父母又告诉他们,这不是家,我们家在山东,河南。

  “回家”一直是眷村里坊间恒久不变的主题。台湾作家张启疆曾在《君自他乡来》中提及父亲告诉自己的一段话:“你们的父辈是时代的遗腹子,你们算是偏房所生。你们的故事开始于出生前,连同大难不死的父亲,分别遗弃在码头和对岸的码头。”

  1988年,蒋经国去世,台湾地区红十字会开始受理转递大陆信件,台湾客轮开始驶往基隆——那霸——上海航线。两岸关系缓和。

  1988年,孙绍琴终于走上了回家的路。。身在新加坡的王伟忠不放心妈妈,也奔赴北京。他回忆:“我姥姥家住左家庄附近,那时三环还没有建好。我一路摸索着找到家门。我记得是三楼,我一敲门,屋里传来:‘谁啊?’我说:‘儿子。’随即听到屋子里哭成一团。”

  “我母亲的声音忽然变得好柔软。”王伟忠说。之前,他很少看到母亲哭,即使在日子最难的岁月,母亲也表现得很要强。但在姥姥家,母亲仿佛回到了16岁。

  王伟忠的姥姥持着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对女儿说:“你这一玩,怎么就玩了四十年?”

  王伟忠陪着母亲去前门,去大栅栏,吃炒肝,切糕,喝豆汁孙绍琴使劲地哭,自言自语:“怎么什么味道都跟当年不一样了?”

  那年,数以万计的台胞又飘扬过海回到内地。他们大多穿的整整齐齐,身背电视机,洗衣机这四十年,他们过得再辛苦,也要光鲜地回家,有些眷村人拿出存了几十年的钱为父母买礼物,有些甚至借钱回大陆。

  《宝岛一村》的演员宋少卿回忆:“当年父亲好不容易等到两岸开放探亲回家,结果要面对着两座土坟,掉泪唏嘘。”

  1992年4月5日,王伟忠的父亲王志刚在台湾过世。封棺前,在儿女眼中老派、传统的妈妈当众在父亲额头上轻轻留下一吻。这一吻带给王伟忠无比震撼。“从20岁不到开始,相伴一生,善始善终。”王伟忠说。

  现在,孙绍琴很少喊着回“家”了,似乎眷村已经成为了她的家。儿女长大,继而有第三代。2004年,眷村开始拆迁,孙绍琴不得已搬离。那段日子,她常跟儿女闹着回眷村看看。在王伟忠的纪录片里,孙绍琴穿梭在废旧的土堆中,指着一片残垣断瓦说:“这就是咱们的老屋。前面是孙叔叔他们家,你们记得吗?”样子像个孩子。

  “伟忠,你的爸爸妈妈在这里生活过,你的奶奶和爸爸在这里走了,不管是痛苦和欢乐,总是回忆。”孙绍琴在离开眷村前,哭着告诉儿子。她拆下旧舍前蓝色的门牌:“建国二村民国路四巷25号”,把它贴在新家的房间里。

  她说:“为的是爸爸的魂魄,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从2008年底在台北上演,《宝岛一村》场场爆满。

  演出中场,经常能看到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在厕所偷偷哭泣。有一次,一个艺人的奶奶直接走到后台,抱着赖声川就哭,她说:“你演出了我的生命。我很感动。”

  在赖声川制作的所有话剧中,《宝岛一村》得到的掌声最多,“观众的掌声不是献给自己,而是献给整个时代。”赖声川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替自己人写历史。《暗恋桃花源》是假设语气,不是真正的事情,而《宝岛一村》95%的故事是真事。”

  在嘉义演出时,因为是王伟忠的家乡。建国二村的很多人都来看了。之前的每场演出结束后,《宝岛一村》剧组都会派发剧里提及的天津包子给观众,速冻的。在嘉义演出,剧里做包子的原型“女大大”连夜赶出了两千多个新鲜包子,发给观众。

  “‘女大大’是我们给起的,北方人管大伯叫大大,她性格男人,又丑,所以小孩就这么叫开了。‘女大大’以前是北京南苑机场的乡下人。和男大大来到台湾,开包子铺。小时候,她经常边卖包子,边跟我男大大吵架。有时候吵架凶了,就会多分包子给我们,还说:“这么几个包子,够吃吗?多给你们几个。很有趣。”王伟忠回忆。

  在《宝岛一村》里,卖包子的‘女大大’粗俗,生命力旺盛。在戏外,真实的‘女大大’也是如此,女人为了赚钱,曾连包五天五夜的包子。眷村有人跟她打趣说:“你那么玩命,钱都跑哪去了?她答:“你看我的几个孩子是怎么养大的。”

  在‘男大大’去世后,‘女大大’带着儿女继续做包子生意,她的包子成为建国二村的名吃。很多次,王伟忠问女大大:“‘女大大’,你爱我‘男大大’吗?怎么老跟他吵架?”女大恶狠狠地回:“不爱他,我为什么跟他吵架?”

  赖声川说,这就是《宝岛一村》的魅力,它力量很大。它在寻找、寻根,重新定义解释台湾。

  “这无疑是一个很痛苦的时代,海峡两岸都一样。如果让我评选20世纪十大故事,眷村故事绝对算一个。上百万人漂洋过海到台湾。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大的人口迁移。他们以为可以马上回家,谁知一住就是四十年五十年。”赖声川说,“《宝岛一村》无关蓝绿阵营,无关政治,无关党派。它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奋斗史。”

  只是戏里的人,最终没有找到回家的路。《宝岛一村》的最后一幕,三户人的后代回到大陆的老家,只是看看而已。

  这些年,在拍摄了眷村纪录片,推出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和话剧《宝岛一村》后,王伟忠俨然成为了台湾“眷村文化”推手。人们回头过发现:从邓丽君、蔡琴、林青霞到侯德健、杨德昌,从南方朔、朱天文、朱天心到张大春这些眷村二代在台湾软实力的版图上竟然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我们眷村二代没有背景,没有钱,没有土地,只能靠自己奋斗。很多选择文艺界,也是因为这行不用有太多资本。”王伟忠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18岁那年,王伟忠考上台湾文化大学的新闻系。怀揣全家凑出来的两万块来到台北。在新生训练的前一天晚上,他坐在阳明山上蓦然看到山下繁华的都市,发誓要在台北好好打天下,有朝一日,要让山下的万家灯火统统认识王伟忠。

  最后的眷村二代

  现在的台湾,平均每七人中就有一人跟眷村有关。“眷村”是台湾近代史的重要文化坐标。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专访时,王伟忠唏嘘,很多眷村一代已归落异乡尘土,眷村三代被本地同化。只有像他这样的眷村二代在“拼命回忆家国往事”。“我们不讲,就没有人讲了。”王伟忠说。

  政治环境也在变化。1990年代初,民进党上台以后,陈水扁“去中国化”的政策对眷村的挤压伤害很大。那时,政治人为地把“本省人”和“外省人”区别开,挑起族群间的“战火”。王伟忠回忆:“其实大家心里都在感怀眷村,但时局不允许,怀旧是小范围的,是一种相濡以沫的取暖过程。”

  2008年,国民党在马英九时代完成重组后,眷村人的忧患意识才告舒缓,“眷村文化”得以成为社会话题。在台北最著名的101大厦旁,有两排低矮的眷村屋舍。这里被台北市政府特意保留,作为眷村博物馆。

  台湾文化大学副教授李广均在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曾说:“如果是十年前,本土化呼声正高时,推出眷村剧目,那就太不政治正确了。经过这些年‘爱台湾’的反省,社会懂得‘存在过的,都是台湾的一部分’,更何况,‘眷村’不等于外省人的故事。”

  《宝岛一村》在台湾受到热捧后,《亚洲周刊》曾撰文猜测:这样一部描写眷村的话剧,很难在内地上演。2009年,赖声川向内地演出机构递交审批,2009年12月,《宝岛一村》在广州拉开内地首演大幕。主创人员坦言:话剧并没有收到太多修改,通过审批比想象中容易。

  王伟忠告诉《中国周刊》的记者:“《建国大业》、《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一批内地影视剧给我传递了一种信号。现在,两岸人可以用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重新审视历史。”

  “你是哪里人?”人们依旧在追问着王伟忠这个问题。有些是出于好奇,有些出于政治目的。

  王伟忠说:“我如果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死去的父亲会打死我。但我又热爱台湾,可以说,我伺候了三代的台湾观众,台湾是我感情最深的地方。有人常跟我说,你看你们被共产党赶了出来,你怎么还说自己是中国人?这怎么办?我老家是北京的,我父母当年从那里走出来;但我的家又在嘉义,这里生我养我。很多时候,我和‘家’是一种脐带关系。这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不认识自己的族群就等于不认识自己。台湾人说我是外省人,我不觉得怪;大陆人说我是台湾人,也不怪。我就是不能说,我不是中国人,那样我父亲无法接受。”

  赖声川说:“《宝岛一村》是在给内地观众补课。因为内地人不熟悉1949年流离到台湾的同胞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如台湾人不了解何为‘改革开放’。”

  王伟忠说:“有一些难题,如果现在最智慧的人都无法解决,那就让时间去解决,时间早晚会解决一切。”他拿《宝岛一村》做比喻,“60年前这话剧没法演,10年前没法演,现在可以演。”

  《宝岛一村》上演后,王伟忠请全家人去看。三个姐姐在台下哭得稀里哗啦。母亲表现镇定。她跟王伟忠说:“多亏你,很有心,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的性格就沉默了很多,原来能说会道,现在对儿女都很客气。王伟忠经常跟母亲打趣说:“你是眷村之母,要好好活着。”

  2010年春节前,在父母离开北京整整六十年后,王伟忠带着《宝岛一村》回到了北京。 “1949年刚来台湾时,爸爸20岁,妈妈16岁,两个人是自由恋爱结婚。1992年4月5日父亲过世一代台湾人凋零了,我们要世世代代把他们的故事说下去。” 在每一场话剧结尾,王伟忠都会站在台上以家族故事收尾。

  来北京演出前,王伟忠失眠。辗转反侧重新构思结尾这段口白。他想把“我们要世世代代把他们的故事说下去”改成“我们要世世代代把这段民族的故事说下去”。可一站在台上,本来擅长“说话”的他竟然失语,他说,那夜,他仿佛看到空中飘荡着无数灵魂。“他们在看着我,讲这些故事。”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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