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一村》的爱与哀愁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2月08日 09:20 中国周刊
导语：1949年，100万中国人飘洋过海逃亡台湾；2010年，这段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被演绎成话剧，在舞台呈现。
1949年9月，20岁的王志刚带着16岁的未婚妻孙绍琴跟随国民党部队从北平“逃到”台湾。
在国民党的统一安排下，王志刚和孙绍琴住进台湾嘉义市一个临时搭建的村子。望着一间间用土墙和篱笆搭建的临时棚户，16岁的孙绍琴这才意识到：原来逃到台湾也并不能过上好日子。那时正逢农历春节，一整村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军眷彼此慰藉背井离乡的凄凉。
2010年农历春节前，他们的儿子、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带着一部描写台湾眷村生活的话剧《宝岛一村》来到北京演出。一切仿佛宿命，60年前，父母从这里离乡，60年后，儿子又带着父辈的记忆回到这片土地。只是，他的父亲王志刚已溘然长逝于台湾，母亲孙绍琴这几年，也因身体不便，很少回京探亲。
临来北京前，王伟忠向母亲辞行，特地告知：“《宝岛一村》要来北京演出。”76岁的母亲听后，只笑笑说：“真是的。”语气带着嗔怪。
他唏嘘道：“轻轻一句‘真是的’，流转过的是六十年的时光。”
1949年
王伟忠一直在给赖声川讲故事。前者是台湾电视圈的大佬，后者是两岸三地话剧界教父，这些年，两人每每凑在一起，王伟忠就会绘声绘色开始讲故事。
王伟忠的故事发生地在嘉义市的建国二村。在这里，他的父母成婚，三个姐姐成长，他出生。在王伟忠的少年记忆中，村口有棵大榕树，树下坐着操着各色乡音的老人。放学，孩子们穿过一排排低矮的平房，母亲们在烧饭。家家燃起炊烟。
后来，王伟忠离开眷村，去台北求学，再后来，他制作的《康熙来了》、《全民乱讲》掀起台湾的收视革命，再大牌的电视人见到他，都会毕恭毕敬地叫他一声“伟忠哥”。只有建国二村的老邻居们还可以肆无忌惮地敲着他的头，骂他“臭小子”。
1996年，为了推进城市化进程，台湾逐渐拆除整改眷村，规定全台1000多个眷村必须在2009年前完成迁移、改建。
2004年，建国二村也面临拆迁。王伟忠用家庭摄像机记录这段经历，最初动机是为家族留下点什么，但慢慢却发现：一部纪录片远不能讲完眷村的故事。“它代表的是整整一代人从游子变居民的历史过程。”王伟忠说
于是，王伟忠找到赖声川，希望合作把眷村故事制作成话剧。彼时，王伟忠已推出了以眷村为主题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收视率惊人，但他觉得不过瘾，因为电视剧“太廉价”。
赖声川告诉王伟忠，“眷村故事很好，但一时想不起如何串联”。这个擅长在大时代下讲小人物命运的戏剧导演，对建国二村100多户人家的故事一筹莫展。王伟忠不急，继续给赖声川讲故事，一讲就是一年半。2008年的某一天，赖声川灵感乍现，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形容，“就是脑子‘咔嚓’一下，一切都有了。”
2008年12月5日，《宝岛一村》在台北首演。大幕拉开时：建国二村100多户人的故事被浓缩成三户人家。1949年至今六十余年的光景，用三个小时演绎。
1949年，王伟忠的父亲王志刚在当时的北平服役，他是一名国民党空军的地勤战士，没事爱去西城的胡同里转悠。在那里，他碰到了16岁的孙绍琴。
“我姥姥是个小脚，出不了门；我舅舅出门打仗，把空着的一套房子出租出去，所以我妈妈就得老往外跑，帮我舅舅收租。”王伟忠向《中国周刊》记者讲述。
为了追孙绍琴，王志刚掩盖了地勤的身份，“谎称”自己是空军飞行员，那时，在北平城，飞行员很神气，城里的居民都听闻，这帮年轻的军官曾经被送往美国受训。
在那些靠在胡同口等孙绍琴的日子里，王志刚都会向过往的人群，刻意拽拽系在脖子上的白围巾，这是一条由美军制作的降落伞改造而成的围巾，空军士兵人手一条。
为了扮足戏份，王志刚哀求班长：“班长，我今天带女朋友去红楼戏院看戏，路过时，拜托你跟我敬礼，说声：班长好。”
如今已76岁的孙绍琴，常在台北的家中凝望墙上挂着的那张北平旧地图，她在地图上指出一条从西城胡同到红楼戏院路，告诉王伟忠：“你爸爸就是在这条路上，骗了我。”王伟忠嬉笑感叹，自己的“坏劲”遗传自父亲。
1949年，国名党守城将领傅作义向共产党投降，北平城内，国民党大部队陆续往台湾撤退。在决定携带老母前往台湾前，王志刚去孙绍琴家提亲。王伟忠的姥姥不让。王伟忠的姥爷思量再三说：“带走吧，兵荒马乱的年月，女儿有个依靠就行。”
订婚后，王伟忠的姥姥告诉王伟忠的奶奶：“我有一双眼，您也有一双眼，我们都要看着这世界，女儿交给你，希望你能待她像待自己的女儿。”
来不及办婚事，孙绍琴被父母拉着在胡同里转了一圈，告知邻居：我们的姑娘不是跑了，是跟王志刚结婚去了。
临行前，王伟忠的姥姥嘱咐：“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想着给我写信。我好知道孩子你到底在哪儿？”
16岁的孙绍琴并没有太伤感，她以为自己不过是去台湾玩玩，很快会回来。她走时，这里还叫北平。
眷村的女人们大多是怀揣着这样的心态登陆台湾。
当时，为了严明军律，蒋介石规定军属和当地的居民不能混住一起。
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省内陆续建起了800多座眷村，共有60多万外省兵和50多万军属被收拢在眷村的竹篱笆之内。
眷村按照等级分房。王伟忠所在的建国二村，有头衔的82个军官得到日伪遗留下的官邸；其余479户分到临时由竹篱笆搭建的简易房：六坪，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蒋介石一直在向军队传达：房子简陋，因是临时居住，我们早晚会回到大陆。
分房时，孙绍琴才知道，自己嫁的并不是空军，而是一名地勤战士，分口粮时，王志刚军衔不够，只得到了一份。一家三口，连饭都不够吃。显然，那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岁月，在眷村，孙绍琴学会洗衣做饭，带孩子，为了补贴家用，她办起家庭作坊，把家乡的食物摆在家门口，沿街叫卖。每一个眷村里的母亲经历都出奇的相似。王伟忠回忆：“有些食物，只有在眷村才能吃到。”
儿时的王伟忠学会说天津话，河南话，山东话��但他更擅长说地道的北京话。妈妈把姥姥的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提醒儿子没事看看，说不定哪一天会回到北京。“开始老看，后来慢慢不看，最后，照片真的仅仅是一张照片。”王伟忠说。
在台湾“反攻大陆”的时代，经常从一些飞行员的官舍里传来电话声，然后就是一阵女人的哭声。王伟忠说：“这意味着飞行员出任务，没有回来。”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退守台湾的蒋介石被迫退出。1975年，蒋介石去世，无数眷村人嚎啕大哭，他们多年翘首企盼的回家路成了一场梦。
“这两件事无疑是眷村重要的历史节点。”赖声川说，“眷村人做梦也没想过，退出联合国，然后‘总统’去世。这意味着，先是‘国’没了，然后是‘家’没了。”
在王伟忠拍摄的纪录片里，一位眷村军官泪流满面地回忆：“老‘总统’带我们来(台湾)。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没有比这更特殊的民族迁徙。他死了，谁带我们回家？”
台湾著名的文学家王鼎钧是眷村二代，他评价那个时刻，是“国破家亡。”
“我们家在山东”
2008年，《宝岛一村》在台湾地区首演时，久未露面的林青霞特地飞回台湾观看。看后她评价：“看得我如醉如痴，时而感伤，时而欣慰，有时大笑；有时哭得抽泣，泪还没干又破涕而笑，还没笑完又哭将起来。这是什么样的一出戏？把我弄得像个傻子一样。”
和王伟忠一样，林青霞也是眷村二代。翻开眷村二代的名单，金光灿灿：商人郭台铭、作家朱天心、龙应台、张大春；电影界侯孝贤、李安、张艾嘉；演艺界邓丽君、张雨生、璩美凤、吴小莉��
在杨德昌导演拍摄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主角之一小四就是眷村二代，他常常困惑，自己明明是台湾人，但没有祖先可以祭拜、没有亲友可以探望。
这是所有眷村二代的身份困惑。走出眷村，他们被称为外省的小孩，会受到本省人的欺负；回到眷村，父母又告诉他们，这不是家，我们家在山东，河南。
“回家”一直是眷村里坊间恒久不变的主题。台湾作家张启疆曾在《君自他乡来》中提及父亲告诉自己的一段话：“你们的父辈是时代的遗腹子，你们算是偏房所生。你们的故事开始于出生前，连同大难不死的父亲，分别遗弃在码头和对岸的码头。”
1988年，蒋经国去世，台湾地区红十字会开始受理转递大陆信件，台湾客轮开始驶往基隆——那霸——上海航线。两岸关系缓和。
1988年，孙绍琴终于走上了回家的路。。身在新加坡的王伟忠不放心妈妈，也奔赴北京。他回忆：“我姥姥家住左家庄附近，那时三环还没有建好。我一路摸索着找到家门。我记得是三楼，我一敲门，屋里传来：‘谁啊？’我说：‘儿子。’随即听到屋子里哭成一团。”
“我母亲的声音忽然变得好柔软。”王伟忠说。之前，他很少看到母亲哭，即使在日子最难的岁月，母亲也表现得很要强。但在姥姥家，母亲仿佛回到了16岁。
王伟忠的姥姥持着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对女儿说：“你这一玩，怎么就玩了四十年？”
王伟忠陪着母亲去前门，去大栅栏，吃炒肝，切糕，喝豆汁��孙绍琴使劲地哭，自言自语：“怎么什么味道都跟当年不一样了？”
那年，数以万计的台胞又飘扬过海回到内地。他们大多穿的整整齐齐，身背电视机，洗衣机��这四十年，他们过得再辛苦，也要光鲜地回家，有些眷村人拿出存了几十年的钱为父母买礼物，有些甚至借钱回大陆。
《宝岛一村》的演员宋少卿回忆：“当年父亲好不容易等到两岸开放探亲回家，结果要面对着两座土坟，掉泪唏嘘。”
1992年4月5日，王伟忠的父亲王志刚在台湾过世。封棺前，在儿女眼中老派、传统的妈妈当众在父亲额头上轻轻留下一吻。这一吻带给王伟忠无比震撼。“从20岁不到开始，相伴一生，善始善终。”王伟忠说。
现在，孙绍琴很少喊着回“家”了，似乎眷村已经成为了她的家。儿女长大，继而有第三代。2004年，眷村开始拆迁，孙绍琴不得已搬离。那段日子，她常跟儿女闹着回眷村看看。在王伟忠的纪录片里，孙绍琴穿梭在废旧的土堆中，指着一片残垣断瓦说：“这就是咱们的老屋。前面是孙叔叔他们家，你们记得吗？”样子像个孩子。
“伟忠，你的爸爸妈妈在这里生活过，你的奶奶和爸爸在这里走了，不管是痛苦和欢乐，总是回忆。”孙绍琴在离开眷村前，哭着告诉儿子。她拆下旧舍前蓝色的门牌：“建国二村民国路四巷25号”，把它贴在新家的房间里。
她说：“为的是爸爸的魂魄，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从2008年底在台北上演，《宝岛一村》场场爆满。
演出中场，经常能看到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在厕所偷偷哭泣。有一次，一个艺人的奶奶直接走到后台，抱着赖声川就哭，她说：“你演出了我的生命。我很感动。”
在赖声川制作的所有话剧中，《宝岛一村》得到的掌声最多，“观众的掌声不是献给自己，而是献给整个时代。”赖声川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替自己人写历史。《暗恋桃花源》是假设语气，不是真正的事情，而《宝岛一村》95%的故事是真事。”
在嘉义演出时，因为是王伟忠的家乡。建国二村的很多人都来看了。之前的每场演出结束后，《宝岛一村》剧组都会派发剧里提及的天津包子给观众，速冻的。在嘉义演出，剧里做包子的原型“女大大”连夜赶出了两千多个新鲜包子，发给观众。
“‘女大大’是我们给起的，北方人管大伯叫大大，她性格男人，又丑，所以小孩就这么叫开了。‘女大大’以前是北京南苑机场的乡下人。和男大大来到台湾，开包子铺。小时候，她经常边卖包子，边跟我男大大吵架。有时候吵架凶了，就会多分包子给我们，还说：“这么几个包子，够吃吗？多给你们几个。很有趣。”王伟忠回忆。
在《宝岛一村》里，卖包子的‘女大大’粗俗，生命力旺盛。在戏外，真实的‘女大大’也是如此，女人为了赚钱，曾连包五天五夜的包子。眷村有人跟她打趣说：“你那么玩命，钱都跑哪去了？她答：“你看我的几个孩子是怎么养大的。”
在‘男大大’去世后，‘女大大’带着儿女继续做包子生意，她的包子成为建国二村的名吃。很多次，王伟忠问女大大：“‘女大大’，你爱我‘男大大’吗？怎么老跟他吵架？”女大恶狠狠地回：“不爱他，我为什么跟他吵架？”
赖声川说，这就是《宝岛一村》的魅力，它力量很大。它在寻找、寻根，重新定义解释台湾。
“这无疑是一个很痛苦的时代，海峡两岸都一样。如果让我评选20世纪十大故事，眷村故事绝对算一个。上百万人漂洋过海到台湾。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大的人口迁移。他们以为可以马上回家，谁知一住就是四十年五十年。”赖声川说，“《宝岛一村》无关蓝绿阵营，无关政治，无关党派。它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奋斗史。”
只是戏里的人，最终没有找到回家的路。《宝岛一村》的最后一幕，三户人的后代回到大陆的老家，只是看看而已。
这些年，在拍摄了眷村纪录片，推出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和话剧《宝岛一村》后，王伟忠俨然成为了台湾“眷村文化”推手。人们回头过发现：从邓丽君、蔡琴、林青霞到侯德健、杨德昌，从南方朔、朱天文、朱天心到张大春��这些眷村二代在台湾软实力的版图上竟然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我们眷村二代没有背景，没有钱，没有土地，只能靠自己奋斗。很多选择文艺界，也是因为这行不用有太多资本。”王伟忠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18岁那年，王伟忠考上台湾文化大学的新闻系。怀揣全家凑出来的两万块来到台北。在新生训练的前一天晚上，他坐在阳明山上蓦然看到山下繁华的都市，发誓要在台北好好打天下，有朝一日，要让山下的万家灯火统统认识王伟忠。
最后的眷村二代
现在的台湾，平均每七人中就有一人跟眷村有关。“眷村”是台湾近代史的重要文化坐标。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专访时，王伟忠唏嘘，很多眷村一代已归落异乡尘土，眷村三代被本地同化。只有像他这样的眷村二代在“拼命回忆家国往事”。“我们不讲，就没有人讲了。”王伟忠说。
政治环境也在变化。1990年代初，民进党上台以后，陈水扁“去中国化”的政策对眷村的挤压伤害很大。那时，政治人为地把“本省人”和“外省人”区别开，挑起族群间的“战火”。王伟忠回忆：“其实大家心里都在感怀眷村，但时局不允许，怀旧是小范围的，是一种相濡以沫的取暖过程。”
2008年，国民党在马英九时代完成重组后，眷村人的忧患意识才告舒缓，“眷村文化”得以成为社会话题。在台北最著名的101大厦旁，有两排低矮的眷村屋舍。这里被台北市政府特意保留，作为眷村博物馆。
台湾文化大学副教授李广均在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曾说：“如果是十年前，本土化呼声正高时，推出眷村剧目，那就太不政治正确了。经过这些年‘爱台湾’的反省，社会懂得‘存在过的，都是台湾的一部分’，更何况，‘眷村’不等于外省人的故事。”
《宝岛一村》在台湾受到热捧后，《亚洲周刊》曾撰文猜测：这样一部描写眷村的话剧，很难在内地上演。2009年，赖声川向内地演出机构递交审批，2009年12月，《宝岛一村》在广州拉开内地首演大幕。主创人员坦言：话剧并没有收到太多修改，通过审批比想象中容易。
王伟忠告诉《中国周刊》的记者：“《建国大业》、《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一批内地影视剧给我传递了一种信号。现在，两岸人可以用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重新审视历史。”
“你是哪里人？”人们依旧在追问着王伟忠这个问题。有些是出于好奇，有些出于政治目的。
王伟忠说：“我如果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死去的父亲会打死我。但我又热爱台湾，可以说，我伺候了三代的台湾观众，台湾是我感情最深的地方。有人常跟我说，你看你们被共产党赶了出来，你怎么还说自己是中国人？这怎么办？我老家是北京的，我父母当年从那里走出来；但我的家又在嘉义，这里生我养我。很多时候，我和‘家’是一种脐带关系。这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不认识自己的族群就等于不认识自己。台湾人说我是外省人，我不觉得怪；大陆人说我是台湾人，也不怪。我就是不能说，我不是中国人，那样我父亲无法接受。”
赖声川说：“《宝岛一村》是在给内地观众补课。因为内地人不熟悉1949年流离到台湾的同胞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如台湾人不了解何为‘改革开放’。”
王伟忠说：“有一些难题，如果现在最智慧的人都无法解决，那就让时间去解决，时间早晚会解决一切。”他拿《宝岛一村》做比喻，“60年前这话剧没法演，10年前没法演，现在可以演。”
《宝岛一村》上演后，王伟忠请全家人去看。三个姐姐在台下哭得稀里哗啦。母亲表现镇定。她跟王伟忠说：“多亏你，很有心，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的性格就沉默了很多，原来能说会道，现在对儿女都很客气。王伟忠经常跟母亲打趣说：“你是眷村之母，要好好活着。”
2010年春节前，在父母离开北京整整六十年后，王伟忠带着《宝岛一村》回到了北京。 “1949年刚来台湾时，爸爸20岁，妈妈16岁，两个人是自由恋爱结婚。1992年4月5日父亲过世��一代台湾人凋零了，我们要世世代代把他们的故事说下去。” 在每一场话剧结尾，王伟忠都会站在台上以家族故事收尾。
来北京演出前，王伟忠失眠。辗转反侧重新构思结尾这段口白。他想把“我们要世世代代把他们的故事说下去”改成“我们要世世代代把这段民族的故事说下去”。可一站在台上，本来擅长“说话”的他竟然失语，他说，那夜，他仿佛看到空中飘荡着无数灵魂。“他们在看着我，讲这些故事。”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