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拆迁的深圳样本

　　一位曾经参与规划设计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城中村改造规划之所以如此艰难，关键原因之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比如岗厦村，与十多年前最初规划时相比，土地和房租价格都上涨了数倍，“政府规划中的补偿都赶不上这些年地价的上涨”。这使得无论是补偿标准还是利益分配，都难以令许多村民满意，旧改进程也因此陷入僵局。

　　转机的出现，一方面来自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的“土地升值”逐渐被“功能升值”所取代：原有地价和房租的上涨趋势渐停，更大的升值空间只能来自城中村整体规划和功能的“升级”；另一方面，则来自引入开发企业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如华润在大冲“再造万象城”的规划，规模化开发带来的巨大增值效应，不仅有效地满足了村民们的补偿要求，而且对其周边社区的功能完善和价值提升发挥着重要的“辐射效应”。

　　但最初，无论是华润内部，还是地产业界，对这一开发周期长、投资巨大的开发模式都感觉前景莫测。

　　2001年深圳市罗湖区渔民村的改造，标志着特区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开始以合作创新的“多赢模式”取代过去单纯的“查堵违建”思路。尽管由于经验和制度的不足，这一改造方案今天看来仍有缺憾，但其“合作开发”和“集约化发展”的思路，至今仍具划时代的意义。

　　而就在此后不久，华润集团在距渔民村不远处的地王大厦对面，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坑”：今天被视为“都市综合体”典范的万象城项目，悄悄拉开了序幕。

　　万象城这一总投资额高达60亿港元，开发周期长达8年，集住宅、商业、娱乐等内容于一身的庞大“造城项目”，在起步之初就被当时的业界各方认为是一场命悬一线的“豪赌”。就连管理层内部，对该项目的成败也心存疑虑。

　　但结果却是，不仅由华润持有的商铺吸引了LV、GUCCI等著名品牌入驻，万象城陆续推出的住宅开盘价也超出了业内估计的每平方米两万元的一倍以上，且被一抢而空。

　　华润集团现任董事长宋林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坦承：在万象城之前，集团已经投资的几个大型物业都“举步维艰”，华润置地团队能在“这么难的环境下和这么差的基础上，把万象城做起来”，让他感到超乎想象。

　　到了2005年前后，深圳市的高速城市化进程终于遇到了资源瓶颈：特区内土地资源因多年的高速开发而消耗殆尽，在难以通过城市扩张从外部“开源”的状况下，内部资源的“挖潜”成为必然的选择。

　　以2004年出台《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为标志，深圳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更新”运动。

　　与此同时，启动了“再造华润”计划、雄心勃勃地从千亿集团向两千亿门槛迈进的华润集团，也在新的地产战略中，将已经日渐成形的“万象城模式”纳入集团的战略核心，并开始在全国一线城市进行复制。

　　从2005年到2008年，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华润置地凭借“万象城模式”及其相关战略，综合营业额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高速成长，市值从二十多亿元剧增至八百多亿元。当然，万象城模式的成功也得益于中国地产业整体兴旺的背景。

　　华润的“8年筑城”之举，不仅造就了一个赢利丰厚的上市企业，而且赢得了包括深圳在内的许多城市的认同。在2009年底华润中心君悦酒店开业仪式上，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现场表示，华润中心项目(即万象城)代表了未来深圳乃至全国城市再生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引入华润置地参与深圳最大的旧村改造项目，可谓顺理成章之举。

　　白天是水电工，晚上是富豪

　　这是一群拿着城市居民身份证的“都市农民”，昔日养猪种菜的土地，今天以“种房子”的方式为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子弟却迷失在变幻莫测的都市尘嚣中，只能以曾经的身份来维系着彼此的认同：城中村村民。

　　对于年近四十的陈峰而言，大冲旧改这些“造富神话”都只是旧闻。作为较早经历过第一轮改造的城中村村民，他的家族财富早在多年前就完成了从百万级到千万级别的跃迁。此刻，他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财富大潮，却不无疑惑地向南方周末记者问道：“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20年前，高中毕业的陈峰(化名)曾是村里学历最高的成员之一，也曾像今天的年轻人一般满怀热情，找工作、搞投资、办企业。然而20年后他却发现，自己曾经努力争取的职位，被更加勤奋而野心勃勃的外地大学生占据；家族投资和企业经营也因为缺乏经验而屡屡亏损，甚至“不如麻将桌上赚的钱”；最终他无奈地发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已经再度退回村内。

　　今天的陈峰，按照收入顺序其职业头衔分别为：房东、股东和水电工。家族的物业出租收入是他收入来源的主要部分，其后便是村股份公司每年数万元的分红，以及作为股份公司水电工每月一两千元的“茶水费”。

　　晚上开着豪华轿车出入深圳各大酒店和高级会所一掷千金的“陈总”，白天却是身背电工包，在村里敲敲水管、修修电线的“峰哥”。对于这一强烈的角色反差，陈峰笑着说：“村里人习惯了，很多人都这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交圈子也日渐缩小，大多只与一些与自己有着相似背景的城中村子弟来往。“跟外人聊不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

　　当人们在羡慕着“城中村”村民们的“意外之财”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滚滚而来的城市化进程背后，失去了土地和维生技能的村民们，除了偷偷“种”下的房子之外，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孤独地守护着自己的家人、乡邻和财富。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成立，到1992年第一次城市化改造前，深圳特区内有68个农村行政村、176个自然村，4万多持农村户口的“农民”。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这些“农民”们依照政府的规划，让出了城市中的大部分土地，退守到政策划定的“保留区”内，依靠集体企业的物业出租和经营收入为生。

　　在1992年的城市化改造中，深圳市政府一次性将特区内全体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并在原村集体企业和村委的基础上组建了66家股份公司，以解决“农转非”后的村民工作和收入来源问题。

　　然而城市化的进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就在特区政府全力经营村民们退让出来的“增量土地”时，“留守区”内的村民们却发现，政府原本保留下来的宅基地和供村民从事种菜或养殖的小片土地，其实可以“种”些更有经济效益的产品：出租屋。在早期的小心尝试之后，汹涌而来的打工人群立刻证实了这一想法。

　　于是，早期政府理想中的以村民住宅、集体经济和新农业模式组成的田园牧歌式的“新农村”蓝图，迅速被密密麻麻的“违章建筑”、“握手楼”和“一线天”为标志的城市廉租区场景所取代。

　　然而这些有着更高收入和更宽裕生活的村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都市日新月异的生存技能要求和变幻莫测的生活节奏，都不是大部分村民们所能适应的。这种不安与不适感反过来加剧了他们往昔身份的认同与怀念。

　　一位城中村改造企业的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从这个意义而言，城中村改造对村民们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升级，更意味着传统村民们“从组织管理，到生存方式，再到思想观念的全面升级”。在他看来，后者的升级与转型，远比财富的升级来得艰难。

　　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发自深圳

　　(本文参考了王如渊著作《深圳特区城中村研究》部分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