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取义》自杀还是活下去

　　导语：很难想象，有多少人在其短暂而唯一的一生中，想到过自杀。多数人只是想想而已，有些人却会付诸行动，其中一些未遂，另一些真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们往往感叹其个人悲剧，却很少有人想到，自杀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正如加缪所说，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它事关那个根本的追问：死，还是活下去？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

　　2002年，客居中国近二十年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这篇文章公布：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两倍)。这意味着，中国变成了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时之间，自杀问题成为继艾滋病问题之后，整个世界关注的又一个中国问题。

　　家庭里的委屈

　　首先吸引海内外自杀学家的，并不仅仅是这么高的自杀率，而是在中国自杀的特殊模式：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妇女自杀，那么多农村人口自杀，那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从西方自杀学的经典理论来看，后者更大程度的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等问题。而中国现代社会中年轻的农村妇女的自杀现象，应该怎么解释？另外，和西方不同，中国很多自杀者都和抑郁症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又是为什么？

　　这些疑问变成了中国自杀研究的核心问题，它们也是中国学者吴飞研究的起点。2000年起，他在华北某县(化名孟陬县)做了18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他就此陆续发表论文，将问题一步步推进。2009年底，吴飞的新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出版，把他关于自杀问题的研究做了一个系统论述。

　　吴飞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哲学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学科的跨越正如他的研究方法，吴飞没有像西方自杀学一样，局限在精神病学的领域，而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又进入哲学思考，将自杀延伸为中国现代的基本问题。更重要的是，扎实的西学背景是他思考的资源与起点，却没有成为生硬的教条———更重要的是立足本地现实与生命经验。吴飞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些人们司空见惯的词，比如“过日子”、“做人”、“委屈”……阐释它们背后的意义，建立起自己的分析框架，这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范式，和伦理关系的新概念。

　　在吴飞看来，如果说西方的自杀问题要放在宗教背景之下，那中国的自杀问题往往与家庭———这一中国人生活的核心内容有关。他提炼出“过日子”作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它的内涵简单来说，就是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个生命过程，家庭就是这一生命过程发生的场所；会“做人”意味着能够处理好家庭内外的复杂人际关系，成为一个有尊严、有地位、受人敬重的人。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农村的自杀往往是由于“委屈”———在家庭政治中的不公和挫败。

　　新的伦理关系

　　为什么自杀的农村妇女那么多？一个常见的解释是，父权社会中的性别压迫。但是吴飞在田野研究发现，现实要复杂得多。孟陬县的老人回忆说：“过去没怎么听见说多少人寻死觅活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样的事多起来了，特别是1985、1986年以后，大概到1995年，老是听见谁家喝药了，这几年还挺多，不过比前些年少点了。”这个现象说明，父权制不可能是当代中国自杀率增加的主要原因，因为事实上80年代的性别压迫并不会比之前的严重。

　　当地的人们给出自己的解释：“以前的人老实，想不到自杀，像当媳妇的，到了婆家就挨打受骂，谁都忍着，一般不会去寻死。人们都觉得这是应当的；而且等生了孩子，自个儿在家里地位高了，也就不受气了。现在可不是了。一个个都了不得了。当媳妇的受婆婆的气？婆婆不受人家的气就是好事。一不顺心，就寻死觅活的。”

　　在吴飞的调查中，媳妇自杀和婆婆自杀的个案都很多，而婆媳吵架导致丈夫(儿子)的自杀，也不在少数。他由此分析说，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之后，旧式的家族制度被打破了，男女平等基本上实现了，家庭中的父权统治也不复存在了，自由、平等、独立，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取代父子之间的纵向关系，变成了家庭生活中最核心的关系，与之相应的爱情观念也变得重要起来。妇女们有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对不公就极为敏感。

　　本书最后附了一篇文章《好日子的一种可能》，是吴飞的母亲回忆她的母亲，这篇动人的文章，描写了一个普通农妇的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篇文章不仅是个人的纪念，也表现了作者诉诸中国传统智慧、解决当代问题的愿望，问题是，该如何回到中国传统智慧？

　　在我看来，农妇自杀的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致力于把所有人都安放到一个位置，人们各居其所，做奴隶的安于做奴隶，做主子的尽量做个好主子，通常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家庭革命发生，自由、平等、独立的观念传入之后，相应的伦理关系并没有建立，根据李银河博士的研究，性别不平等、爱情不自由的情况在农村依然普遍存在，是观念的冲突导致悲剧和不稳定。作者外婆的人生智慧，仍然是在旧的伦理关系里面，的确是“一种可能”。只是完全回到传统已经不可能，如何在平等、独立的前提下，从旧有的智慧里建立新的伦理关系，这才是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