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导语：秦晓的人生颇具戏剧性：长在红旗下的高干子弟，上山下乡的知青，工农兵大学生，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中央领导人的秘书，部委干部，国企老总，剑桥博士……2001年，54岁的秦晓来到香港，接任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此时的香港招商局被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得一塌糊涂。他提出了“再造招商局第三次辉煌”。

　　正是在领导香港招商局实现 “第三次辉煌”的过程中，秦晓意外地接触到了中国近代史的另一面：自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中国曾有过几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这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中途而止，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交冲、山河破碎、新旧转折，使得独立、富强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诉求。因此，现代性转型对中国来说，就等同于民族独立、民富国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特殊性。但招商局的几度兴衰证明，中国的近、现代化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思索日渐深入，历史的线索也日渐清晰：晚清严复对西学 (价值观层面)的引入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之用”，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器物层面)，20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这不就是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提出的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吗？于是，八十年代进入了秦晓的视野。

　　秦晓曾自述：“当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步入正轨，国家强大、民族兴盛的梦想又成为时代的追求。但是在进行了三十年的变革以后，我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也出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社会病态。我就想，看来，制度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保障，制度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实现一套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的权利。正是由于我们缺乏这样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才导致我们社会出现诸多问题。”

　　于是，一向主张“对时尚和主流永远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的秦晓提出了一个命题：现代化压倒了现代性。在秦晓看来，“现代化”不应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主题，因为这个词已经被等同于物质层面上的“民富国强”，那最多不过是“救亡”的升级版，更进一步将“现代性”也改头换面成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中国真正的问题应该是“现代性”的问题，这个从“后现代”那里借用来的词汇包含了自由、多元、民主、个人权利、制衡等一系列各具价值而又相互结合的价值观。这种“现代性”并不完全排斥“现代化的叙事”，但是在当下中国显然更稀缺，也更需要。

　　现在的中国，不管你是否认为它是“盛世”，“救亡”和“农民革命”的问题应该早已不再，“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实现看来也指日可待。可是“我们的问题”是否就基本解决了呢？只要看看金融危机后喧嚣日上的所谓“中国模式”，就知道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其实，翻开90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报章，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言论并不陌生：西方衰亡了，未来是中国的！当然，那时中国的国力和“现代化”程度远不如今，但是那时不少学者的学识和辞章恐怕比今天的中国模式论者们要高明得多。将近一百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呢？

　　今天的中国，或许比一百多年来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自己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当代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