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言”案始末

　　导语：近日，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出版，本书以纪实的手法，对30多年前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进行了追述，并曾在《收获》连载，广受好评。本报摘编、改写了本书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胆小软弱”的小才子

　　1976年一个春天的下午，身在杭州的袁敏一家迎来了一群身穿警服的抄家者，他们带走了袁敏的父亲———一位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其后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前干部。很快，两名公安人员告诉袁敏和她母亲，袁敏的姐姐和哥哥都被抓了，他们的被抓和“总理遗言”有关。

　　很久很久以后袁敏才知道，“总理遗言”案的源头来自她和哥哥袁中伟的同班同学，也是她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他的普通话标准异常，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且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子，却被他的野蛮同桌———一个人高马大，连留三级的女生制得服服帖帖，他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袁敏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乌青，袁敏和哥哥曾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袁敏的哥哥袁中伟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两位同学，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袁中伟等人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蛐蛐儿创造“总理遗言”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袁中伟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袁中伟、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聚集到大耳朵家里。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家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第二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这份“总理遗言”，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伪造“遗言”的传播

　　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袁中伟、阿斗、晨光，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怀疑，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袁敏也是在这个时候从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她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

　　就这样，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23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从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

　　因为“遗言”中有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公安部门追查“遗言”

　　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公安人员戴着大盖帽红领章在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蛐蛐儿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害怕了，终于，蛐蛐儿说出了袁中伟的名字。

　　一旦说出了袁中伟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中央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袁中伟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在袁敏姐姐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袁敏的姐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是袁敏的父亲、姐姐和哥哥，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不久，“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1月，袁敏的父亲、姐姐，阿斗和他的父亲，蛐蛐儿的父亲被释放。而蛐蛐儿和袁敏的哥哥袁中伟被继续关押了一年以后才被释放。而被牵连、投牢、审查的达数千人之多。

　　改写 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