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果儿》中国80后的史诗

　　导语：人们往往不重视他们，相对于前辈，他们太嫩、太理想主义了，而对于除了野心和青春痘什么都没有的90后，他们又太实在、太面瓜、太老派了——他们就是“中国80后”。

　　石一枫的小说《红旗下的果儿》，力图写下“中国80后的史诗”。而所谓“中国80后”是指这样一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西方世界有着更为全面的知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产儿，他们对于自己的文明更有着超出前人的自信与从容，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黄金一代”。

　　但他们又是矛盾的一代，是时代和社会矛盾的产儿：相对完整的知识背景，从未中断的受教育过程，前所未有的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加之父母的呵护、师长的管教、各种各样国内国际规范的约束——生活在如此无形又严格的规范的世界里，不能不使得他们掌握的规范和知识，往往与真实的世界相脱节。而当他们长大成人走向社会的时候，不但要面对和承担几代人都曾面对着的发展问题，而且还要面对许多前人没有面对过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包括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残酷的市场竞争、金钱的异化与压迫，他们谋生的世界里，不乏信仰破灭的父辈，更多的则是只信权和钱、二十岁就没了青春、三十整就形同买办的兄长，而光辉灿烂、杀身成仁的祖父和祖母们，他们也只是在电影里见过——但是，他们却注定要担负诸如一对小夫妻要养四个老人这样的担子。没有分享多少改革的红利，却要面对和承担改革的代价和发展带来的难局，知识前所未有的规范，而现实又前所未有的复杂，知道的如此之多，但没有一样书本上的知识写着针对现实的现成答案，世间的困难是如此严重，时光和形势的发展又是如此之紧迫——一读书求职挤车买车还房贷，一路浩歌向天涯——一不小心就混到三张开外。

　　而这就是石一枫在小说扉页上的感慨：1998年进北大，没混成主流知识分子——太懒了；1996年开始写作，没参加过任何文学行会——太没眼力见儿了；改革的同龄人，没改革过别人，尽被别人改革了——太省心了。至今还没开过博客贩卖自己的隐私——太内向了。而在我看来，没有混到那一切，就是因为心中还有理想、还有尺度、还有底线、还有担当、还有责任。

　　小说的男主人公陈星就是中国当代现实的缩影，陈星这位同学没有正规的文凭，没有正当的职业，他这类人的学名，就叫做当代中国社会的“非主流”，不过，陈星却代表着社会的大多数，也代表着80后的大多数，与他不同，小说的女主人公张红旗则是社会规范的缩影，她根正苗红，从重点中学的保送生，经北大一直奔向美国，她自然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世界的“主流”，她也代表着我们社会、也代表着80后的“成功人士”。而小说最基本的戏剧性在于，这两个“两股道上跑得车”却神使鬼差地相恋了。他们的爱情，可以说来源于非主流、非规范对于主流、规范的干扰破坏，同时也来自于主流、规范对非主流、非规范的挣脱、蔑视、批判、否定，但是，它更演示着如下艺术的辩证法：激情恰恰来自于对抗和对立，爱情就是一场全力投入的、火爆的感情的战争。同时，它也昭示着我们时代或者社会的辩证法：矛盾的双方是分别以它的对立面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和依据的，因此，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在于：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

　　小说的另一贡献，是以两位天造地合的活宝搭档——陈星和小北的冒险，重新演绎了塞万提斯《唐-吉珂德》的两位主角的传奇，从而在这个方面继承了欧洲文学的伟大传统，所不同的是：由于塞万提斯之后的欧洲迅速地走向了富裕和“规范”，这反而使得潘-桑丘和唐-珂德这两个流氓无产者所代表的欧洲骑士精神——连同其所代表着的英雄主义的情怀——成为了欧洲文学史上的绝响，这就是卢卡契所感慨的：唐-吉珂德仗剑远游的故事，不幸迅速地被巴尔扎克小说里勾心斗角的“办公室小阴谋”所取代，最终又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软弱无力的小资情调所终结。卢卡契这里的意思是说：富裕和规范是文明的天敌，也是艺术的天敌，更是欧洲英雄主义的末路，它标志着欧洲历史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陈星和小北身上，却代表着当代中国生机勃勃的活力——正如卢卡契说：当这两个痞子准备仗剑远游的时候，世界如同大路一样向他们敞开。自古英雄出少年，浪子回头金不换——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春中国。

　　十多年前，北大文史哲实验班的班主任牛可教授和著名作家余华推荐石一枫攻读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从此，我就荣幸地和一枫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亦师亦友的共同学习过程。但说来好笑，从那时起，由于个人兴趣的原因，我自己却不再从事文学研究，也很少读文学作品了，整日价跟一枫谈天说地，他讲是文学，而我说的却都是历史、经济和哲学之类的问题，我最欣赏的一枫的作品，也都是他至今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学术性的随笔。如今回想我们俩的谈话，往往是声东击西，点到为止，说到投机处，大笑一通而已，旁人不解，多以为痴师狂徒而已。而这几天读一枫的小说，在北国漫长的冬夜里，我几次被感动得不能自已。我深深地惊讶于自己的善感。可见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感谢一枫和他的同学们重新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于文学和这个世界的温情，因为正是他们使我认识到：在批判旧世界和想象新世界的过程中，这种温情实际上从来没有离我而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