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高贵的流亡者

　　导语：最初对流亡问题的兴趣，肇始于我早年读刘小枫的一篇关于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文字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开篇的论断，大意是说流亡现象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它是我们人类文化的“原生现象”，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本体论处境。

　　无论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流亡主题，还是旧约全书中流亡话语集结，都反映了人类伊始，四处迁徙，居无定所，游走八方的生存情境。而后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知识分子的流亡成为了我更为具体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流亡与政治成为了一个紧密相关的议题。因政治迫害造成的流亡历史上早已有之，但是直到二十世纪，这种流亡才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人们的注意。萨义德在关于流亡的论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句，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这句话完全可以看作是给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流亡定下的凄惨而悲观的基调。

　　但是这里有个颇为吊诡的情境，很多学者述流亡现象的文章中，陈述的对象大都是诗人、文学家和哲学家，而且他们对流亡现象的反思最终会归属到形而上的层面，换句话说，他们从具体的流亡现象出发，但得出的结论却与政治经验无关。我们越来越多在纯粹理论层面上探讨流亡问题，对精神上的流亡愈加着迷，自我放逐成为了一种自我标榜，流亡成为了炫耀的标签，精神上的流亡对大多数安逸的知识分子而言已经脱离了沉重受难的大地，正如美国学者茱迪-史坷拉所言，“大多数以‘流亡’为标题的著作和把某人从其祖国驱逐出去毫不相关”，而实际上，二十世纪的流亡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正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受难经历。如果离开这种切身的政治实践奢谈流亡，它的意义归属自然会大打折扣。

　　近期阅读茱迪-史坷拉所著《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一书，对其论述流亡的篇章爱不释手，正因其对流亡问题的关注重新拉回到了地面之上，即从政治的角度谈论那些流亡者的经历：“我相信，流亡者有助于我们展开丰富的想象来思考政治哲学中最为传统的话题之一——政治义务。”

　　在《流亡者的义务》一文中，史坷拉首先对“流亡者”的含义进行了大概限定，指的是任何一个被强制而非自愿离开他作为永久居民所一直居住的国家的人。大部分流亡者被迫离开是因为如果他们留下的话，会受到死亡、监禁或者酷刑的威胁。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成为流亡者，但如果他们留下的话，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可耻的政策之中。这种矛盾和纠结的心态会一直伴随他们走完流亡的历程，甚至成为他们重新审视问题的重要维度。正是从这个方面，史坷拉提出了流亡者的政治义务问题。当迫使人们逃亡的政府是专制的和非正义的时候，很显然，流亡者对这个政权的法律的义务就自然结束了。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时期的德国，大批德国犹太人被放逐，那些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在二战之后很多没有回到德国，他们与美国之间重新建立了新的政治义务关系，比如以《极权主义的起源》著名的汉娜-阿伦特就是其中的代表。

　　与德国流亡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期间的流亡到美国的法国知识分子。法国知识分子的流亡是因为法西斯的入侵，法国沦陷，他们不得已而远走他乡。这个流亡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特性在于，他们是法国知识分子，他们的行为都会被打上独特的法兰西文化的印记。在璀璨的法兰西文化中，流亡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负面的评价存在，介于出逃与背叛之间。尤其在1940年代，法国沦陷时期，更需要一种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来维护法兰西文化和国家尊严，这个时刻知识分子群体的流亡被蒙上一种背弃祖国的阴影。流亡在外的法国知识分子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种乡愁，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负疚和罪恶感。

　　与德国流亡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并没有随着远离祖国而淡化，反而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法兰西特性。这也是为何，在二战后，大多数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返回法国，而那些德国知识分子则大都选择在美国定居，融入新的生活。

　　对于流亡者来说，还有更为艰难的时刻，如果面对的政府是正义的，又该如何选择？在二战期间，珍珠港事件之后，日裔美国人被拘留，他们遭受到了流放。而后，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他们还被要求宣誓效忠美国，并且放弃对日本的忠诚。他们中间有四分之三的人选择了这样做，那些剩下的没有做出选择的人说，要不是因为拘留和放逐的不公平经历他们本来就这样做了。

　　对于这些日裔美国人来说，选择的困难不在于选择对日本还是对美国忠诚，而在于他们很自然觉得首先是美国背叛了他们，对他们进行拘留和流放已经破坏了他们与美国自然形成的契约，因此对那些少数没有宣誓的人来说，不是因为他们爱日本放弃了美国，而是因为“如果你被当成一个敌人来对待，你又何必不像一个敌人那样来行动呢？”

　　以上的几个例子中，流亡者的政治义务的选择很大部分上与政权是否公正有关。正如史坷拉所分析的：“很显然，流亡极度痛苦的一个方面是受害者对故土念念不忘，他们也不能放弃肩负的义务。流亡者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习惯性地承担他们的政治义务和忠诚。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他们必须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开始什么样的生活。作为政治代表，他们至少必须考虑则这些决定，选出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互相冲突的政治责任和关系。”

　　我不知道对这段话的理解是否有断章取义之嫌。按照史坷拉的说法，流亡者中有一种是“高贵的流亡者”，他们能在遭受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之后，依然对自己的国家保持忠诚，承担起自己的政治义务。这种高贵的选择很值得我们敬佩，但这种选择之所以是“高贵”的，很显然也并不能代表那些众多受到不义迫害的政治流亡者。所以，这里不妨设置一个最低的道德限度，对于流亡者而言，最好的抉择是，可以选择终生爱自己的国家，而对那个不义的政权放弃自己的政治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