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一九九○

　　导语：2010年1月24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迎来他八十岁的生日。吴先生早年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尤其是理论方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又首倡市场经济理论，长期以来代表了一种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化与民主法治而孜孜追求的精神。

　　所有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国家的珍宝，而吴敬琏先生正是中国杰出经济学家的楷模。在他八十寿辰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特邀请一些曾受教于吴先生及与他有亲密交往的人士，讲述他的理论贡献、思想历程与人生故事，以促使我们延续他的精神，为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之路不懈探索。

　　吴敬琏的夫人周南回忆，吴敬琏自己从来记不起过生日。自打两人结婚以来，也极少正正经经过生日。吴母邓季惺在世时，都是由老人家张罗在京的姐姐等一大家人在家吃顿饭，而且时间不一定是1月24日生日这一天，往往是24日前后的某个星期天。

　　春寒

　　2000年70岁生日的时候，吴敬琏还在匈牙利做访问研究。眼看生日临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事频频向他发出过生日的信息，他一再拒绝。最后，因为盛情难却，吴敬琏提议召开一次以“中国改革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要求所有人不论地位高低，都以同行和专家身份出现。会议隆重而务实，会后，李剑阁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站在市场化改革前沿——吴敬琏教授从事经济研究50周年讨论会论文集》。但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也已是吴敬琏生日过后的一个月零两天——2月26日。

　　吴敬琏60周岁的时候是1990年的1月24日。1990年正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最为沉闷的一个年份，这应了吴敬琏后来的一句话：“我个人的生命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头一年2月，父亲陈铭德去世，这时的母亲也已83岁高龄，身体不好。周南记得清楚，吴敬琏60岁生日没有举办任何活动。

　　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之后，“反和平演变”再次被提到新的高度，是年秋天爆发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关于 “计划与市场”的大争论。1989年11月7日，邓力群在中南海组织召开总结70天经验教训座谈会，吴敬琏和另一位主张计划体制的学者争论了整整三个小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风波的发生原因有二：其一是1985年之后的宏观失控，通货膨胀；其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导致权租泛滥，腐败横行。但因为这时的争论已经被打上“姓资姓社”的色彩，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自然处于下风。到了1990年初的时候，官方文件上已很少出现 “商品经济”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老话。

　　1990年3月，北京乍暖还寒。吴敬琏和夫人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研究。回来时，一路上顺道走访了波兰、捷克、德国和苏联。当时，这些国家正处于“苏东剧变”的一系列事件之中。穿过已于1989年11月倒塌的柏林墙，吴敬琏夫妇惊诧于东西德国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在正酝酿政权更替的波兰和捷克，火车上随处都能遇到因没钱而逃票的穷苦百姓；在苏联，两人更是明显感到执政党大势已去，国家出现解体的迹象。1990年夏天回到北京后，面对国内改革搁浅、政策倒退的局面，吴敬琏只有焦虑和沮丧。

　　1990年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令吴敬琏十分郁闷。他与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一书辗转数家出版社仍无法面世。江西一家出版社已将纸张、装帧设计等准备就绪，但就是在进印刷厂的最后时刻撤稿，怕挨批，不敢出。北京一家出版社愿意出，但条件是删去“市场经济”的字眼，而吴敬琏又不答应。这本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就完成的书稿，直到两年后的1991年12月，在中国财经出版社三位负责人的共同签名担责之下，才得以出版。

　　廷辩

　　1990年7月5日下午，吴敬琏接到单位通知，在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国家主席江泽民主持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参会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等十多人。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座。会上有人打头炮，认为改革有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出了问题。吴敬琏第二个发言，针锋相对。他说：“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坚持讲完了自己的观点。会上，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这三位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而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 “十三大”倒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双方争得面红耳赤。86岁高龄的薛暮桥因为一时激动，话也说不出来了。与会的几位从未遇到这样的场景。会后，从国家计委传出吴敬琏受到批评的消息，他还得了一个在当时明显带有贬义的外号——“吴市场”。

　　事实上，在十多人参加的会上，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三人确是少数派。会后，薛暮桥感觉意犹未尽，又向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必须跳出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放-乱-收-死”的怪圈，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基于商品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写这封信时，薛暮桥在烟台，他与在京的吴敬琏传真往来，修改补充，集中了二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封信后来以《深化改革，摆脱困境——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为题公开发表，成为中国改革历史上一份重要的文献。

　　1991年6月，吴敬琏将1989年11月和1990年7月两次会上的讲话内容，合并写成《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文章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运行方式”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并指出，所谓“市场经济”主要指的是经济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没有直接联系，“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同资本主义画等号，是很难讲得通的。”针对一些人对搞“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指责，吴敬琏回答，“事实上，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经济学早已观察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的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文章最后论证了计划经济在当代中国的不可行性，结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目标就是市场经济体制。

　　但1990年北京的理论界仍然处在僵持和胶着状态，一些学者见风使舵，开始撰文点名批判吴敬琏。然而形势比人强，当理论上没有出路的时候，吴敬琏却从基层实践中看到了希望。该年9月初，吴敬琏到江苏省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南方一行，使他听到了企业家强烈的改革呼声，看到了改革使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吴敬琏从江苏一路南下，又到浙江、广东和海南。从北到南，越走信心越提高，越看心情越开朗。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走过临界点，没有回头的可能，而且中国经济会很快好转。一路上吴敬琏所表现出来的兴奋甚至使同行的学生张春霖感到不解，觉得吴老师书生气太重。直到后来对吴敬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才体会出老师当时的心情。

　　吴敬琏对现实经济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始终关注着江浙一带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吴敬琏之所以与一般的学院派教授不同，恐怕主要是因为他从社科院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对基层实践有频繁的调研和接触。而这一点，大概又是得了老领导薛暮桥的真传。薛暮桥动手写文章前，先下去调研，文章初稿完成，修改文章时，再下去调研。讲到这里，顺便说一件与笔者相关的往事。2000年，我在苏南一家县级市的党校教书，因写了《苏南模式的终结》一文，一时压力颇大。吴敬琏从一位当地学者那里打听到了我的电话，主动联系我，了解情况，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多个场合为我说话，并写文章予以声援。2000年底，当在电视上看到吴敬琏高票当选首届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绝响

　　1991年的春天，政治气候已逐渐变暖。二、三月份，《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皇甫平《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系列文章。文中写道：“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实际上是小平在上海春节期间谈话的原话。

　　1991年底，吴敬琏、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次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正式发表，该书迅速脱销，第二次印刷5万册，又很快售罄。1992年，该书获国家图书奖，1998年又被评为 “影响新中国经济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4月30日和9月5日，吴敬琏又在李剑阁等人协助下，两次写信给中央主要领导，建议即将召开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他与刘国光等人力主“市场经济”一定要出现在报告的总论部分，同时贯穿于经济建设的其他内容之中。

　　1992年的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到此终结。中国当代的经济思想完成了一次飞跃式的大解放，“吴市场”的含义也由贬而褒。吴敬琏等人，以一介书生，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介入如此之深，今天听来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也成了绝响。

　　2005年3月24日，人民大会堂常委会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为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四人颁发了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当年“廷辩”时的少数派，现在已成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中国经济学家群体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这一点，甚至令国外同行也十分羡慕。当然，在这个群体中，除了上面提到获奖的四位之外，还有许多，如：杜润生、于光远、董辅秖、厉以宁、高尚全、苏绍智、张维迎、华生、王建……

　　树欲静而风不止。计划经济退出的历史绝不会像切豆腐一样，彻底两断。薛暮桥在1992年后便放弃了争论，他的理由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们所持的论点论据始终没有超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水平。但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兼具理性与激情的人，他始终是市场经济坚定的捍卫者，对任何反对市场经济大方向的极左论调，他一个都不放过。这正如马洪在他70岁生日的贺辞中所说的，吴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只不过，在将近80岁的时候，“勇敢的战士”“吴市场”又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他就像是一个不断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吴敬琏是也。

　　经济观察报 新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