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自私的80年代

　　导语：我们现在听到和看到的80年代，其实更像是已过了青春期却在补过青春期那拨人的80年代，具体说就是50年代或40年代生人的80年代，而我们这些真正在80年代过青春期的人，要么被表现得很少，要么从未被表现过，反倒像是没有过青春期。

　　作者简介

　　祖籍山东荣成，生在洛阳，长在北京。在《外国文学评论》任过编辑。写过小说，做过翻译。曾经翻译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菲雅尔塔的春天》以及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现在在纽约担任内衣设计师。《1980的情人》是她的最新原创小说。　　让人动心的是“味道”

    让人动心的是“味道”

　　新京报：读了你的新小说，窃以为你的西洋语感，是保证作品好读的重要因素，请谈谈外国文学对你中文写作的影响吧。

　　于晓丹：语感大约是不自觉的，比较自觉又用了点心的，应该是“味道”。我念了很多年英文，也翻译了纳博科夫和卡佛的一些好作品，不潜移默化地被影响应该是不大可能的。卡佛总说：写那些非写不可的故事，而且不要玩花活儿。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像是他个人的经历，这是他的味道。纳博科夫是文体大家，会营造氛围。我译过他的一个短篇“菲雅尔塔的春天”，氛围写得真好，译得过瘾至极。《洛丽塔》里有很华丽、很贵族的味道，我真还有点排斥。

　　新京报：这个“味道”究竟是什么呢？

　　于晓丹：“味道”这东西说玄也玄，但感觉起来倒也没什么难的。美食的味道一尝即知，程砚秋的味道他亮一嗓子你就进去了，作品的味道也是读几句就能知道读不读得下去。《挪威的森林》里有那么多的俗套，可它味道浓就好看。

　　新京报：《1980的情人》是个爱情故事，你怎么看待青春期的爱情？比如，你是不是觉得一个男人的成长和对爱情的理解，总会需要一个或几个女人来“引路”？

　　于晓丹：应该算我的一种爱情观吧。我在青春期里没有“共同成长”这种经历，很个人的经验是，“共同成长”到最后往往都没成长。只谈过一次恋爱的男孩子，都很难做很好的朋友，青春期里的男女应该需要几个比自己经验丰富的异性“调教”几下才能长大。这两年我遇到不少当年的大学男同学，感慨挺多，觉得他们现在都很好，很有魅力。可实际是，我在大学里只和一个同年级男生爬过一次香山，整个过程都挺别扭的。不是他长得不好看，而是很难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想要的东西。

　　新京报：我看到有人评论，小说前半部分引人入胜，到结尾却有点潦草。

　　于晓丹：我自己倒觉得后半部比前半部的节奏要好，气一直没有泄，能兴奋起来。有读者说结尾潦草，我想问题出在最后两章吧。尤其“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那句话简直不像话。我的确觉得这两章应该再好一点，应该有某种完成“成长”的力量。

　　“补过”青春期的八十年代

　　新京报：你怎么看80年代文化圈那些人和那种氛围？

　　于晓丹：怀念总是相对的。身在80年代时，我自己并没觉得它有多么美好，相反还有很多伤感，绝望，所有青春期会有的情绪我都体会了不少。但是回过头来看，尤其是碰到今天的大学生们，听他们讲他们的校园，就觉得我们的80年代过得真是太奢侈了，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体会成长，体会爱与不爱和怎么爱，连给异性寄信怎么贴邮票都能考虑那么周密。那时的校园跟社会的界限相对是清楚的，我们也焦虑，但基本不算被动，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压力，跟今天比当然不一样了。

　　新京报：很多人觉得，80年代被过分地“符号化”了。

　　于晓丹：这倒是我在开始写这个小说时就想到了的，我希望能写一个没有被很多人写过的80年代的青春，试着不那么诗化，不那么激情，也不那么有使命感，写一个我所经验过的比较自私、比较关注青春期成长具体问题的80年代青春故事。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这种八十年代怀旧热？

　　于晓丹：我一直有种感觉，我们现在听到和看到的80年代，其实更像是已过了青春期却在“补过青春期”那拨人的80年代，具体说就是50年代或40年代生人的80年代，而我们这些真正在80年代过青春期的人，要么被表现得很少，要么从未被表现过，反倒像是没有过青春期。你看《八十年代》那本书里，几乎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是“成人”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小说表现的更像是90年代。

　　于晓丹：我想他们大概指的是毛榛和谭力力对待性的开放尺度吧。可能纯粹是个人生活经验，我倒觉得80年代的开放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90年代，个中滋味不同。跟我差不多大的女朋友里，有十几岁因为群宿蹲过监狱的，有不到二十就和人同居当了母亲的。那个时候的大胆不是集体行为，很自我，而且内心犹豫表面却标新立异，出格之后又开始怀疑自己，表面看每个教室里都风平浪静，其实校园里有很多暗潮涌动。这跟90年代那种既成事实的大胆生活不一样，也不是美国六十年代的那种反叛，特别知道自己在反叛什么。我们不知道，做和不做的意义是什么都不清楚，很多人其实做了很多很没有底线的事。

　　我喜欢做内衣设计

　　新京报：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于晓丹：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比较松散，偶尔还做些内衣设计的活儿，但大部分时间又回到文字上了。

　　新京报：从文学翻译改行设计内衣，听起来差异很大，哪个比较有趣？

　　于晓丹：如果只是跟翻译比，我比较喜欢做内衣设计。翻译其实是既寂寞又辛苦的事，自然也有乐趣，遇到一篇自己喜欢的东西，又能找到很完美的表现方式，比如我译完《菲雅尔塔的春天》以后体会到的那种幸福感至今难忘，不过主要还是辛苦。翻译这种劳动堪称“大公无私”，想想看，若是为自己，翻译者完全没必要把那本书一字一句地译出来啊。因此，我们现在的译稿费这么低，说实话有点不公平。翻译这些年又变得那么市场化，我也不大习惯。老有读者问我，你什么时候再译纳博科夫啊？我说，现在不由我啦，不是80年代那会儿，你看到什么东西好就能译什么。现在中间有版权代理公司的很多麻烦，卖版权如今被弄得跟拍卖似的，很怪异，也很让人无奈。

　　内衣设计的工作我做了差不多八年全职、两年自由职业。这十年的经历实在太特别了，估计也够我受用一辈子。这份工作把我的性格和意志重新打磨了一遍。当然也有残酷和痛苦，但还是自由和快乐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