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的劫难

　　战略情报

　　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我父亲主要侧重于战略情报的收集。在此方面，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及时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

　　1941年5月初的一天，父亲参加以国民党高级官员为主的一个小型宴会，父亲感觉到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父亲见到于右任，问他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于右任趴他耳边，悄悄告诉他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

　　1941年前后，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当时希特勒已制订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为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北攻苏联，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圈，德国方面将此计划明确地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接到桂永清的密报后，国民党方面认为日本有可能北上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中共军队也会在苏联要求下，向华北转移去牵制日军，这样国民党军队可趁此机会控制黄河以南的日占区，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所以他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很振奋。

　　父亲后来回忆说，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心跳都加速了。为了确认，他还是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孙科回答说：“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父亲借故提前退出了酒会，正好工作组的交通员李正文在我们家，他让李正文将情报传递出去。

　　当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延安有一个联络小组，他们也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人员。负责翻译这份情报的人叫刘毅夫，他后来回忆，拿到这份情报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几位重要领导都轮流看。然后由康生在电报上批示，将此情报“告友人”——也就是苏联方面。

　　1941年6月22日，德军果然向苏联发起进攻。关于这一段，苏联元帅朱可夫后来是这样回忆的：“6月21日，斯大林从一个德军投诚人员口中得到确切消息，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使来自中国的情报进一步得到证实。”“来自中国的情报”，指的显然就是来自父亲的情报。由于及时接到命令，在开战前的最后时刻，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后来的一切证明，正是这短暂的备战时间，使苏联免遭灭顶之灾。父亲回忆，此后不久，罗申告诉他：“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

　　6月30日，苏方致电中共中央，感谢中共中央提供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这份电报写的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紧急状态。”可惜的是，收报原件在1947年春天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夕，为坚壁清野而被销毁了。

　　在战略情报上面，父亲的第二个贡献是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

　　1944年，陈诚交给父亲一个任务，要他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这正好给了父亲一个了解情报的“尚方宝剑”。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是父亲老朋友宁恩承的内弟，而军委第三厅主管作战系统，当时国民党各个部门侦察得到的日军情报，都汇总到三厅。于是父亲以陈诚的命令为借口，向钮先铭要求看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材料。钮先铭很痛快地给了父亲，但要求他3天之内必须交还。

　　这份材料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等全部机密，信息十分详尽。父亲拿到后，立即汇报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周恩来看到后立即命令中共驻重庆的南方局拍照送往延安，中共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

　　1945年8月9日，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包括所有部队的分布，秘密要塞的位置，军事交通的地图，武器装备和给养的清单，甚至还有日军所有连级以上指挥官的花名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在短短一周之内便被彻底消灭。由于拥有情报上的绝对优势，苏联红军在随后接收东北的行动中同样占尽先机。

　　当年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曾经对100万关东军心存忌惮，所以后来也有人认为，这条情报对结束“二战”的进程也有不小的影响。我相信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父亲及其情报的历史价值也一定会被重新评估。现在想起来颇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这段经历无人过问，他本人也很少提及，所以留下了不少令人遗憾的空白。

　　1995年，弟弟明复曾到莫斯科的俄罗斯档案馆查阅资料。在一堆有关中国的档案中，他看到了有关日本军队在伪满洲布防的军事情报。他立即填写清单调阅。不过这里保存的是一份照相文件版本：在硬纸壳封面上，写的就是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部署的情报。他认真地做了记录带回国内，经过有关方面认真审核后确认，这就是中共中央当年向苏联提供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情报。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应邀赴俄的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这就是父亲当年向苏联提供日本关东军布防绝密情报的复制件。由此也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在那次仪式上，罗高寿大使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值得一提的是，10年后，2005年，当一个电视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大使时，谈及此事，罗高寿还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当年跟父亲一起战斗在秘密战线的几位战友，后来命运也各不相同：徐仲航解放后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徐叔叔年轻时爱过一位姑娘，但她另嫁他人，所以徐叔叔后来终生未娶，当年大难不死的他并没有躲过“文革”这一劫。沈安娜与丈夫华明之解放后一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帮助传递情报的秘密交通员高维生大哥，解放后曾在外交部任职，1951年辞职回海城老家务农。当年亲手将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的秘密交通员李正文，后来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他有幸活到1995年，在驻华使馆内亲自接受了属于自己的纪念勋章。

　　劫难

　　1946年，父亲奉中共中央指示秘密潜回东北，任辽北省省长，陶铸任省委书记。他曾组织了十几万民工支持辽沈战役。解放后，父亲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职位并不算高，父亲对此也毫不介意。他对自己过去的事情很少提及，所以身边人也不知道他在解放前做过那么多事情，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因为父亲当年的身份特殊，所以他加入中共后，并不归地下党组织领导，而是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他的身份也极少被外界知道。父亲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此事，所以在填父亲的成分时，我都写上“资本家”。1952年，中共中央批准父亲在外交部公开了中共党员身份，但还是没有向社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

　　解放前，父亲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他没有去过延安，对党内的一些事情并不了解。有一次父亲去江西考察回来，看到当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内心深为触动。在外交部一次会上，他发言：“老区的老百姓为革命做出那么多贡献，怎么现在还生活得那么苦？”结果他被定为外交部的第一号“右派”。名单报到周总理那儿，他说：“宝航为我党做出那么多贡献，他怎么会是‘右派’？”父亲由此逃过一劫。

　　我后来想，父亲也许内心很苦闷，但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也从没有与我们子女谈过他当年从事情报工作的事情。1962年中苏关系紧张，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周总理在讲述了中苏关系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总理还提到，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将1941年接受任务起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

　　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的弟弟阎明复，偶然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了父亲写给总理的这封长信。信上总理批示：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弟弟后来回家向父亲问及此事，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忆了这段经历。

　　很多年后，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告诉我们，周总理做完批示时还讲：“因为阎宝航的功绩，当时苏联驻重庆武官，也就是后来驻中国第一任大使罗申，还有其他一些人，为此受到苏联方面的奖励，他们升官发财，发勋章，但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做的。”

　　“文革”开始后，眼见着周围的人一个个被打倒，父亲对自己的命运似乎已经有所预感。1967年的一天，他对家里人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一旦我被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坏人。”这一次，他提到了“二战”中搜集情报的事情，嘱咐家人一旦他被抓，赶快去找总理。

　　但那一天还是来了。1967年11月6日傍晚，父亲刚下班回来，餐桌上已摆好的一碗面还没来得及吃，几个人冲进屋来把他抓走。母亲急着追上去喊父亲的名字，父亲在大门口回头安慰她不要怕，还轻声说了句“去告诉总理”。接连几昼夜，留在北京的亲人抱着父亲御冬的大衣，跑全国政协、国务院、公安部、卫戍区……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但毫无结果。

　　在战争年代把4个子女都送到抗日前线的母亲，一夜之间却成了反革命家属。大姐明诗早就被打成“右派”下放鞍山，大哥被下放到贺兰山，二哥明智被隔离审查后也被赶到农村——他14岁就去了延安，后来到了外交部，成了共和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俄文专家，当时外交部对苏联的所有文件都是他经手的，不到50岁的二哥在湖南农村去世。在中央办公厅做翻译的小弟阎明复，也以“间谍罪”被抓进秦城监狱。

　　那时我也被下放在干校里。每天一早起床，要背30公斤的东西到山上。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候诊室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就这样哭醒了，以前我从来不记得自己做梦的内容，可是我却清晰地记得这个梦的每一个情节。我跟同屋说：“我怎么梦见我爸爸死了……”她说：“共产党员还迷信！”

　　父亲和小弟都被抓走了，留下了孤苦不堪的母亲。她看见蚂蚁爬过来，认为是给她报喜的；看见喜鹊飞过来，她也会自言自语地问：“爷爷什么时候回来？”家里有一幅周恩来的像，是总理亲自赠送的，母亲每天就对这幅周总理像祈祷。

　　1971年，母亲得了肺癌，我要把她接到上海治病，起初她不肯去，她说：“我不能走，你爸爸进门第一眼没看到我，不行。”接到上海一个月后，她就去世了。

　　去世前不久，妈妈曾口述了一封给周总理的信，大意是说：我始终相信玉衡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我把这封信寄给了被下放在香山附近挖煤矿的大嫂，请她设法转送出去。大嫂舒堤是吕正操的外甥女，那时吕正操、张学思等人也都和父亲一样，被打成“东北叛党集团”。后来，全国政协派人找到大嫂，说中央首长说了，高素一生不易，把孩子都送到抗日前线去了，是有功的，医疗、丧葬费用全部由公家解决。

　　临终昏迷时母亲还满脸欣慰地自语：“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赶快包饺子。”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母亲还坚信父亲活在人世。我们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早在3年前便已被迫害致死了。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是怎么死的，他的骨灰在哪儿，我们都无从知晓。一直到1973年，中央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上还写道：“阎宝航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1978年1月，父亲终于得到平反。之后，我们恳请中央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姚艮叔叔帮我们查询父亲遇难经过。姚叔叔是战争年代父亲的挚友，他一家都曾在重庆的“阎家老店”住过，“文革”当中也惨遭迫害。

　　姚叔叔带着我们到了秦城监狱，查阅监狱犯人档案，找到了父亲在狱中的代号，册子上写着“反革命罪犯67100号”——1967年抓进去的第100号罪犯，而67124号——父亲被捕后的第24个人，就是我的小弟弟，才36岁的阎明复。弟弟在秦城被关了7年半之久，他在狱中曾听见邻近牢房里有位老人的咳嗽声，他觉得很像父亲。但那时他们每人一个单间，只有号码，没有姓名，所以他也不敢确认。现在想起来，那就是老父亲的声音……

　　1968年5月，一次深夜拳打脚踢的提审后，父亲昏迷不醒，凌晨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叔叔陪同我们又到了医院现场，找到一位当时在场的老工人。他指着大厅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我顿时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在秦城监狱，我们还找到一张纸条，上面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高素老伴我要回家……”在火葬场，我们找到了当年的火化工人，他帮助我们翻出一张批文，上面写着：“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保留骨灰。”

　　父亲最终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因为父亲的骨灰已经荡然无存，所以那里面放的是母亲的骨灰。和父亲在同一个架子上的，是老舍的灵位，相同的是，里面都没有他们的骨灰。

　　这么多年来，“阎宝航基金会”仍然在运作着，尽管作为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它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一路走来，很多人都感念于父亲当年的大爱精神而给我们提供很多慷慨而无私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虽然去世很多年了，但他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从未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