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备干部班速写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许陈静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朱明德，是中央党校2000年中青班第四支部的学员。他用自己的画笔，把在中央党校的生活画了下来，并出版了一本《中央党校学习生活速写》的小画册。近日，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爽朗地笑道：“那一幅幅速写，都是我们班上的真实生活，是进步和友谊的见证。”

　　和省部班、地厅班等短期进修班不同，中青班脱产学习的时间长达一年，而且学员比较年轻。从1995年开始，中央明确定位“中青班就是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养后备力量的”。因此，学员的选拔也和省部班不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各单位的后备干部选拔进行全程审核、把关。

　　中青班的学员一进校就会拿到一张书目清单，上面列着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在内的马列经典著作。这些书，他们要在头3个月内全部读完。在一年的学习中，中组部还会派出联络员，全程跟班学习，观察学员们的表现。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曾对媒体谈到，以往有学员因课堂上表现不佳，学期未满就被中组部叫停学习，“这对那个人的政治前途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反面例子在学员当中广为流传，对学员端正自己的学风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上课第一天，朱明德和其他学员就感到“惊喜”。大家原本担心马列主义课程会枯燥，谁知教授们把理论讲得生动有趣。“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都会紧密结合当前实际。讲《资本论》的藏志风教授说：‘读《资本论》，第一遍莫名其妙，第二遍有点开窍，第三遍品到味道。’我下课后就把《资本论》的‘商品’一节认真读了三遍，联系到我工作过的门头沟山区的实际情况，真有些开窍了。”朱明德说，“还有杨玲玲教授讲的《苏联教训》，我发现现在讲苏联解体的教训，同1990年大家讲得不完全一样了。那时从基本理论去推理判断的因素多，现在注意从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经验结合上分析问题，更客观、更深刻了。”

　　中青班的课程，很注重培养学员的执政能力。有一次，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给中青班做完“北京市委市政府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讲座后，在校方的陪同下考察了党校的环境建设。当他看见党校后墙外的一条污水河影响到师生的生活时，当即拍板进行治理。这堂生动的“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青班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朱明德告诉记者：“我们到党校也是很怕考试的。”一是平时系统学习少，基本上没人来考他们；二是记忆力毕竟比不上青年学生了；三是爱面子，怕考不好招人笑话。因此每次考试前，党校培训部的老师都会给中青班做动员，让他们正确对待考试。为了考好，各个支部都会请老师来辅导重点。四支部的几个热心学员，负责把笔记整理出来，发给同学们复习。

　　2000年暑假，中央党校给中青班6个支部的200多名学员安排了调研实践活动。朱明德和其他6名学员是一个小组，前往浙江和上海调研民营经济发展。12天的时间里，他们走访了上海、杭州、绍兴、义乌等10个大小城镇。途中，很多鲜活的事情，引起了他们的深思。在义乌，一个民营商贸店的老板娘问他们：“‘入世’后，我们还能吃上饭吗？”在台州，民营企业家邱继宝问他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入党？”在天台山景区，小商贩、农民、清洁工跟他们讲旅游区里的“生活经”……这些所见所闻，对朱明德等人触动很大。在画本上，他不仅画下了当时的场面，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提问、建议和思索。调研结束后，他们不仅集体完成了《充满希望的土地——浙江民营经济调查》这份小组调研报告，每人还各写了一篇调研体会文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实现繁荣富强的重要途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一个亟待探索的新领域》、《一部思想解放的史诗》、《党员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发挥模范作用》。后来，他们的调研报告被刊登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

　　在中央党校，中青班是最活跃的群体，不仅在课堂上思维活跃，在生活上也丰富多彩。他们举办过运动会，组织过学员俱乐部，还表演过大型文艺节目。朱明德用画笔，画出了中青班精彩的生活片段和老师、学员们一张张生动的面孔——

　　“袁梦琪老师总是提醒我们：‘学谁也别学马向东(落马贪官)……’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同时又善解人意，常常和同学们下棋、打牌、比赛乒乓球、台球。因为他，许多外省市的同学也不感到寂寞了。”

　　“时任上海团市委书记的薛潮，实在是我们支部的活宝，他热情、诚恳、细心，为我们支部的文化体育活动操心出力，功不可没。”

　　“学习期间，我从没敢小看马晓伟同学的潜力，但毕业不久他就担任了卫生部副部长，我并没有想到。”

　　“西藏山南地区行署专员白玛赤林从雪域高原来到北京，头几个月一直患富氧病，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刻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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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今天，回忆起这些事情，朱明德的心里仍充满了留恋之情：“我们每一个学员都要感谢中央党校中青班的培养！”

　　这里的教授不好当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进入中央党校的学员，不仅有高级干部，还有专家、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校园里的几乎每位老师，都表示“很有压力”。

　　课堂争论司空见惯

　　在中央党校，“科学探讨无禁区”。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谢春涛、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靳薇等，都是在这里有着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教龄的“老党校”。他们见证了无数次老师与学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精彩的观点交锋。

　　由于工作经历、知识背景和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学员们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往往有很大偏差，争议由此而生。

　　蔡霞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央党校的老师，很少能在课堂上获得一致好评。我们的学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工作岗位，同样一门课，有的学员会觉得非常好，有的根本听不懂，而来自发达地区的学员甚至会觉得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

　　从2004年起，靳薇教授开设的“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课，成为地厅班的课程。一次，靳教授在上课时，做了一项测试：一包治疗艾滋病的药品，应该给下列艾滋病患者中的哪一位？选项包括：性工作者、家庭主妇、同性恋律师、卡车司机和吸毒青年。一位来自湖南的学员直言，谁都不应该给。对同性恋律师，这位学员斥之为“知法犯法”。但他的观点引起了其他学员的反驳，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另有一次，靳教授组织学员讨论艾滋病问题时，某省主管文化工作的学员提议：“将全国的艾滋病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同时让他们从事简单的劳动，自力更生，如编织麻袋、搞缝纫等。这样，他们就不会把病传染给别人。”他刚说完，就有来自西部某省主管卫生工作的学员反驳道：“这样的提议既不人道，也不现实。”双方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

　　教学压力难以想象

　　“党校讲坛有纪律”，是中央党校一条重要的教学原则。由于授课对象身份特殊，每位教师都必须严格地全面锤炼自己的政治素质及业务能力。在中央党校任教12年的蔡霞教授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压力不是一般大，而是相当大。”

　　首先是来自学员的压力。谢春涛教授说，20多年前，中央党校学员的年纪普遍较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很多。而如今，学员越来越年轻化，硕士、博士比比皆是。有的学员甚至看过很多国外原著，对一些问题的剖析十分深刻。谢教授由此得出结论：教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翻新。

　　严格的考评体系，同样成为党校教师无法回避的压力。据蔡霞教授介绍，目前，中央党校对教师们实行的是满分为10分的评分办法。每次课后，学员们都要拿着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老师的观点阐述、教学态度等进行无记名评分。“如果有一位学员打分较低，这堂课的整体分数就会被拉下来。”

　　学期结束时，每位老师所得的分数，都会在全校范围内张榜公布，各个教研部之间会进行比较。因此，各教研部领导的压力也很大。每出现一次低于9分的“教学事故”，教务部都会召集相关老师开会总结教训，讨论整改措施。不过，“老师的压力更大，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分数太低，这事关面子。”蔡霞教授坦言。

　　干部学员客串“老师”

　　高、中级干部学员，给中央党校教师们带来的，自然不只是压力。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每位高、中级干部学员，都要完成“两带来”任务，即“带来一个问题”和“带来一个建议”。其中来自基层的一手材料和思考，极大地丰富了党校教师的授课内容。

　　谢春涛教授回忆说，一次在课堂上，他给学员们讲述“大跃进运动的反思及其经验教训”专题课，其间让几位年纪稍长、经历过那一特殊时期的学员来“补充”。结果，几个学员结合切身经历，谈得非常深入，赢得了其他学员的阵阵掌声。这件事对他的启发很大。此后，他经常在课堂上直接向学员们“请教”。

　　请省长学员、部长学员走上讲坛，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这也被视作“中央党校的特权”。对此，一些省部级干部学员笑言：“叫谁上谁就上，因为在这里，老师最大，学生总是学生。”

　　2000年，身为省部班学员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被推上中央党校的讲台，为中青班的学员作题为“中国如何迎接金融全球化挑战”的报告。学员“客串”老师的做法，深受欢迎，也成为中央党校的惯例。

　　“面对实践经验丰富的高、中级干部学员，党校老师的授课方式不是开药方，而是提供看待问题的角度、思路和眼光，与学员们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不同办法。”因此，在一些教授看来，党校教师不仅是学者，同时还要有政治家的思维。

　　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教学实践，许多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赴地方基层调研，或出国考察。“如今，面对各方面素养都较高的干部学员，我讲授一节课，往往需要长达几年的思考和积累。如果再不进行全方位的知识储备，势必无法胜任自己的角色。”蔡霞教授颇有感触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