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度思想类图书盘点

　　导语：年关将近，按照惯例，我整理了一份本年度的阅读报告，选了一些自己觉得不错的书。这个书单本来就是我个人一年的阅读总结，所选的只是个人阅读视野内的图书，也没想着代表大众观点，但还是招致了很多朋友的批评。

　　比如有的人会说书单上国内作者的书入选太少，还有的朋友说我推荐的书范围太过于狭窄和小众，如此等等。也难怪，每年国内出版图书上千上万种，我个人遴选出的不过九牛一毛，再说，我喜欢的书只能代表个人的阅读口味，怎么可能左右大众的审美。

　　在我的书单上，思想类图书入选的国内原创图书只有《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而且严格来说，作者刘禾还不属于国内作者，人家是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我最早读她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评纲要》印象颇深，“跨语际书写”随后成为了国内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本极富洞见的新著中，刘禾把研究的视角一如既往地深入到了那些与帝国话语相关的词汇中，对“夷”“鬼子”这些看似普通的词汇进行了本体论的追问。正是通过对这些小词汇的追问，刘禾颇具创见性的提供给了我们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视角，融合了西方的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尝试性的触及到我们历史的深层，从最具体细微的语词角度重新诠释近代史中东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帝国之间的碰撞。从很不起眼的一个个语词的角度分析历史，可称之为用小语词撼动大帝国。

　　读刘禾的这本著作后，我一直深思的问题是，为何像她这样具有原创生命力的作者如此之少？跨语际书写的最大困难之处在于，你必须同时深入到不同语言的肌理层面，在几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游弋往来，而国内的学者因为缺乏对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关注，只能沦为二道贩子之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借助一些翻译文本进行书写。我的书单中之所以大都是翻译文本，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正是译文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在遴选图书时更为小心谨慎，有些书鼎鼎大名，但是从译文上看可能佶屈聱牙，一个好的作者必须还要具备一个好的译者，珠联璧合方能成全一本好书。翻译成为了我选择图书时的一个重要标准。

　　康德有句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思想家伯林对这句话偏爱有加，用之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这就是《扭曲的人性之材》(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实话说看这个书名有点如坠五里云雾，是绝然想不到这是康德的那句名言化来的，幸好书中译文尚好，否则差点因为这个题目错过了伯林。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伯林的著作中有种冷静的激情：冷静是因为理性，激情是因为同情和投入。冷静的激情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复杂难言的体验，一种感情上强烈的感染和认同感。那种心潮澎湃的体验，那种逐渐清晰的思想脉络，那种优雅无比文风，那种博闻强识的学识，毫不夸张地说，构成了一种伯林所独有的精神魅力的磁场。

　　我个人偏爱的大都是这种理性与感性兼具，智慧与体悟并存的作者，英国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也同属此列。在他的《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版)中，他开篇即言：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这倒不是危言耸听，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这些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他们发展、增加和评论并运用这些原创性的观点，而我们这一代只能站在历史人物的肩膀上无所适从，我们没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只能利用历史。

　　2009年10月30日，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家中病逝，这位法国思想界最后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离去，无疑更佐证了伊格尔顿的悲观性的观点。这位与萨特同时代的伟人的辞世，不仅仅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预示了一个世纪的终结，那个盛产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伟人的20世纪的终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世纪终结者。列维-斯特劳斯最富盛名著作应该是那本《忧郁的热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该书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时成了畅销书，现如今已是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用桑塔格的话说，《忧郁的热带》的伟大在于“列维-斯特劳斯利用他的经历的方式——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身体艰辛的意义，反思着新旧世界的城市，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这本书同时还有三联书店的版本，同一个译者。其实我更赞同用不同的译者，多个版本可以对比选择，会更有利于读者。

　　说到了桑塔格，想起她的最后一本随笔《同时：随笔与演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中也谈到的翻译问题，她在其中提到说，之所以翻译“成为一项如此复杂的工作，是因为它回应各种各样的目的”：其中就有“从一种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是困难重重的，而某些文本更是坚决拒绝屈服，这是因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意识，当翻译程序启动时，这些东西就会出现——这种特质，由于没有更好的字眼，我们只好把它称为可译性。”

　　在一本本身就是翻译的著作中能读到这些关于自古存有，至今争议不断的关于翻译的理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同时》译者是黄灿然，在后记中，他对这部译著不同以往的偏于生涩的风格辩护，他说他希望尽可能地保留多些桑塔格的文风，那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在翻译上，他认为翻译的真理是，读者比译者聪明，因此译者不应该把读者婴儿化，“如果我译了一个异质性的句子，如果这个句子在诗歌读者中只有一个读者看得懂并大为激赏，且成为他写作或思考的刺激剂，则我就毫不犹豫保留这个句子。如果把读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分为十级，那么我要瞄准的是金字塔顶的那一级，而不惜放弃另外九级。”这已经不仅仅是译者一个人的问题，还有读者本身。这才是黄灿然这种翻译理论中最让我敬佩之处：翻译不仅仅是对自己提出高标准，而且还要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提出要求。这种互动的翻译理论让翻译的不可能成为了一种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努力达至的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目标。

　　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分析，让-波德里亚是法国开创性的那一代，2009年他的思想随笔《冷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系列有了中文版，相对于他的那些消费主义的秘涩理论书写，这些格言式的书写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魅力。我迷恋这种断片式的自言自语，沉浸在这种诗意的冥想之中，享受这种一瞬间的智性愉悦。波德里亚的思想碎片仿佛解构主义的手术刀，“没有比解构更具建设性了，它竭尽全力，让世界重新经过文本的筛选，它反复地思索，注释文本，采用如此多的引号、斜体、括号和词源学，以至于书面上已经没有文本了”。(《冷记忆2》)那还剩下什么？只有满地的思想碎片，看似杂乱无序，但是每个碎片折射出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估计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应该是“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在其著作《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中，她继承了福柯的权力理论研究，并与其结合了弗洛伊德研究思路，把权力理论和精神理论结合了起来进行思考，力图从理论之间相互阐明，重新发现一些新颖的观点，即“服从”不禁意味着权力服从的过程，同时也是成为一个主体的过程。主体性的建构过程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作用的辩证过程。有意思的是，这本著作的中文译者张生在书的后记中同样谈到了翻译的问题，他说翻译必错，而作为一个译者，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尽量少犯错误，“有如人生，错误还是在所难免的”。话说得很是诚恳，倒是让我想到，除了基本的准确性，翻译本身就近似于一种“不可能的任务”。

　　译者可以选择直译，尊重作者写作时的源初语境；也可以进行再创作，揉入译者本身的体悟和语感；或者让它同化，更能贴近译者存在的语境国度中。这些标准都无可非议，某种程度上，无论坚持哪种翻译的标准，他们都是某种精神文化的传递者。衡量译者如有一个共同标准，应该看他们是否虔诚地、谨慎地、深思地、灵巧地翻译，是否对自己的翻译事业完全负责和投入，而不是看他们采用和坚持哪一种标准。

　　2009年度有些书是留有遗憾的，比如萨义德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本来就是我期盼已久的好书，但是翻阅之后有些失望。而他的另外一本关于中东问题的著作《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版)反而让我有种意外的惊喜。萨义德曾无数次提到他的人生是以1967年的中东战争为分界点：1967年之前他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打算以学术为业，在学院孜孜以求度过一生；1967年的中东战争激起了他的政治热忱，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多伊斯兰世界的偏见，他力图用他的笔和剑，去清楚地说明白一段有关丧失和剥夺的历史，自此以后，他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美国的主要代言人，他的书写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巴勒斯坦叙事。《世界-文本-批评家》译者李自修先生已经很熟悉了，他之前曾翻译过不少萨义德的作品，觉得可以信任他的译文，但是萨义德的这部作品本身过于晦涩艰深，而且加上萨义德在书中大量援引德里达和福柯等这些人的原文，致使翻译也差强人意。同样如此的还有《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索尔斯坦-凡勃伦，可能是因为早年有学习哲学的经历吧，行文晦涩难懂，翻译起来也是颇有难度。

　　对于这样的图书，很多是因为作者本身行文的缘故，我们也不忍心全怪罪于译者。但是为了对原著作者和读者负责，我们不妨劝诫一下译者，如果你觉得无法掌控原著的译文，干脆可以不译，千万不要勉为其难。有时候，知难而退也是一种美德，迎难而上反而是一种莽撞和不负责任的表现，要知道，译者逞了英雄，可就害苦了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