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孤独还是团结

　　导语：萨科齐想把加缪移入先贤祠的意愿，遭到了作家后人的迎头痛击，这件事在去年让我快意了一阵子。他生前就没怎么真正发达过，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抑郁更深；他现在的墓在普罗旺斯，只有一块简单的碑，阿尔及利亚也没有他的故居——再说，他也并不是一个特别受家乡人民怀念的人。

　　读加缪，不如先读《流放与王国》，在加缪不多的小说创作里，这个短篇集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这是他写于1954~1956年间的自我流放之中，那时他颇有点众叛亲离的味道。因为持温和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又与文坛霸主萨特等人不和，加缪备受孤立，退回到孤独的自我之中。在《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一篇中，临终的艺术家吐出了一个单词，旁人听不清他说的究竟是“孤单”(solitaire)还是“团结”(solidaire)。这是加缪苦境的真实自况，也是一种关于“可能生活”的提示。

　　孤单与团结，“流放”与“王国”，各自是对立统一的概念。加缪一生都在寻求这种平衡，在他看来，古希腊所达到的文明高度已充分说明了调和的可能性：一方面是节制、明晰及心灵深处的严肃，另一方面则是才华横溢、想象和热情，伟大的希腊人和希腊城邦进入了如此一个美学境界，令在地中海边生长起来的加缪深深眷恋。

　　但是，从1956年开始，到加缪去世的1960年，法国也好，阿尔及利亚也好，没有哪股势力愿意听从他的抒情劝诫。那是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日益剑拔弩张的时期，戴高乐总统面对政治生涯最棘手的状况：非洲要独立，法国终于到了要为一百多年前的殖民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加缪同样焦灼，他不是搞政治的，两边都是他挚爱的家乡，叛乱的北非阿拉伯人和身陷泥潭的法国平叛士兵，两方都是他所不愿指责的。他那看不得普通人死难的头脑最后不能不做出一个骑墙主义的决定：不管法阿两方谁在道义上更正确，哪里有无辜者被杀，他就声援哪里。

　　瑞典皇家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斩钉截铁地将“人道主义”一语授予加缪，完全肯定这个时年仅仅47岁的作家的道德人格，并说：“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加缪的文字和关怀是指向具体的人的，他诉诸人皆有之的亲情观念来抵挡有关“殖民者”的宏大指控：“当一个人自己的家庭处于死之危殆，他会希望把一种更强烈的宽容和正直感注入他的家庭中……人在如此致命的危险之下，仍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与家庭团结一致的感觉，希望他的家庭至少能幸免于难，并通过幸存得到一个表现其正直的机会。如果这都不算光荣和真正的正义，我想，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了。” 由此，加缪在铁板一块的东西阵营二分思维之间冲杀出一条血路。

　　但是，且不论死敌萨特如何对加缪的秀才性格冷嘲热讽，就连当时加缪的北非好友阿尔贝-芒米也在文章里颇不留情面地用“殖民者”这一政治不正确的术语指涉加缪，只是在前面以“怀着良好愿望的”加以限定：“北非问题是加缪无论如何不能谈的，因为他出生于那里，他注定只能沉默，与北非有关的一切令他瘫痪……事实上，加缪必定会被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怀疑，遭宗主国法国左翼愤恨，在他自己的人民中成为千夫所指，这就是他的处境。”

　　加缪在争议的漩涡中沉默，在沉默中又突然离世，上天的安排让他的去世无法激起足够巨大的叹惋，因为北非局势和1956年以来“冷战”的险恶氛围牢牢地把握住注意力。

　　“道德文章”，这个词是加缪身上天然烙下的标记，他的文字在一个关键的时期熔铸了我的人格。对比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和加缪的《正义者》，可以看到同为存在主义名剧，萨特笔下的革命者在彼此怀疑之中走向一种失落的虚无，而加缪笔下的沙皇时期的义士们的虚无感，则来自对正义举动是否应当伤及无辜者这种微观问题的思索。意欲在东西冷战中占据上风的人不能不割舍这样的感伤；道德感让十二月党人无力，最终也让加缪本人无力，留给他的选择，只有做一个保持自己内心宁静的道德圣徒，因为他很不幸地身处一个知识分子百年间可以遇到的最困难的时局。

　　孤独不应当是处在道德中心的人的宿命。加缪的不幸是我辈的幸运，得以在一个不必背负生死抉择的语境下去汲取他的精神资源。在《流放与王国》的系列小说中，作为对“solitaire/solidaire”的一种解答，他让《不贞的妻子》里的雅妮娜逃出枯燥的夫妻生活，与默不做声的天空和旷野完成一场壮丽的偷情，然后又回到丈夫的怀抱；而在《生长的石头》里，达拉斯特背起厨子头顶的基督骨骸，替他完成了那场庄严的宗教仪式，由此，那个本来排拒他的社会向他敞开了怀抱。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北非的环境里，异族混居，气候炎热，阳光把土地烤得发白，天空与大地构成了一个经典存在主义式的环境，然而，环境里的这些人物正是通过自己体悟、主张与勇敢的行动找到了“团结”的真谛，从流放之途进入了互相理解的和谐王国。一如《鼠疫》里那个最感人的画面所揭示的：里厄医生和塔鲁从地中海游泳归来时，“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完美地融为一体，这个夜晚给他们留下了值得珍藏的记忆。”

　　加缪可以安憩的家园绝不是由政客们担任物业管理的先贤祠；他最终的皈依只能是地中海，他的名字，一如济慈的墓志铭所说，只能“写在水上”。这永恒的蓝色曾孕育了温和、兼容的希腊文明，寄托着和平的希望；它的南岸则是另一番景观：疆域广袤而干旱，千万人的骨血在这里被榨干，然而，总有一些人无休止地做着西绪福斯式的来回迁徙，一无所有，却不仰承任何人的鼻息，贫穷然而自由。这毗邻的两个世界以隆重的婚礼迎接一位赤子的降生，他是这个王国的主人，只有他才能解释，荒谬的西绪福斯何以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