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圣诞未遂炸机案引发机场安检之争

　　导语：圣诞节未遂炸机案，凸显了现有安检体系的最大不足：它基于感受而非现实。说到把好安检筛查关的必要性。眼下美国有必要筛查的，是由圣诞节发生在底特律上空的未遂客机袭击所引发的党争性反应和条件反射式回应。

　　恐怖分子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害怕、恐慌，使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互相攻讦指责，从而什么事也做不成。

　　旅客不得在飞行的最后一小时站立、不得在膝上放置枕头和毛毯……当这些夸张的安全措施一出现，恐怖分子就成功了。如果某人想引爆炸弹，为什么非要等到降落前的最后一小时下手？用不用毛毯掩盖，又有什么相干？

　　事件导致美国两大党拔刀相向：共和党指责总统“绥靖姑息”恐怖分子，民主党人削弱国家安全；民主党反驳共和党议员阻挠拨款和任命程序，根本无视恐怖主义威胁。恐怖分子的另一目的也达到了。

　　事实上，奥巴马总统正确地聚集两个薄弱环节：旅客安检和对恐怖嫌犯的追踪。他要求对两者展开重新评估。

　　过完新年国会上班后，将就未遂袭击案举行听证会，无疑会要求部署全身扫描机。这种机器十分昂贵，且因几近“透视”的效果而备受争议，但它显然可以减轻人们对安检疏漏的忧虑。国会应注意兼顾隐私权与安全关切。

　　总统还下令重新检讨追踪恐怖嫌犯的“监视名单”体系。得知阿卜杜穆塔拉之父对儿子激进主义倾向的担心后，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正确地作了上报，问题出在此人为何未被列入禁飞名单，其美国签证为何未被撤销，美国情报界和外国政府为何未能更广泛地共享有关他的情报。必须将一个个分散的点连成线，这是“9·11”留下的一大教训。

　　不幸的是，关于安检和监视名单的辩论有时会针锋相对。例如一个阵营争辩说，再先进的安检机也有空子可钻，因此美国必须把重点放在情报及情报共享上；另一阵营则认为，更好的机器能增大恐怖分子的不确定性，因此可显著改善安全。

　　在此，我们不妨重新翻开“9·11”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一种安全措施是万无一失的。”报告还指出，有必要同时部署多层安全屏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在评估此次袭击时，还必须进行更扩散的思维，包括鼓励穆斯林世界的经济、民主和人权发展等等。

　　恐怖分子肯定会从圣诞未遂袭击中汲取教训，美国人也必须如此。

　　机场安检：永远落后一步 编译自《卫报》，作者克里斯蒂安·沃尔玛

　　圣诞节未遂炸机案，凸显了现有安检体系的最大不足：它基于感受而非现实。

　　数十年来，机场安检措施一直在加强，以因应各种新型袭击，让乘飞机出行的公众放心。因此，在流行“送我到哈瓦那”式劫机的1970 年代，机场安装了可发现枪支的金属探测仪；洛克比炸机案发生后，爆炸物成了焦点；2001 年“鞋子炸弹手”理查德·瑞德作案未遂，机场开始要求脱鞋检查；出了最近这起事件，对液体的限制必然更加严格。

　　这种方式尽管可以理解，但它的反应式特点意味着：安检措施总是比恐怖分子慢一步。这也是对时间和资源的巨大浪费，虽然能讨公众喜欢—让他们觉得，当局总算采取了某些措施。

　　由于各机场标准各不相同，检查往往流于形式、效果欠佳。

　　另外，所有安检措施只集中于一个地方：机场出发厅。而恐怖分子完全可以自由进入希思罗机场，在人群密集处引爆炸弹。警方其实也在拼命想防范这种威胁，但必须筛查的人数过于庞大；要逐一核对每个驾车到机场附近的人的身份，其工作量同样难以想象；至于检查乘公共交通工具抵达机场的人潮，就更不用提了。这些都会使航空出行变成一场比现在更糟的恶梦。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安全和便利之间，总是要作出妥协。例如公众都很清楚一点：伦敦地铁随时都很容易遭袭，但要查验全部250 个地铁站，以及每天近300 万的地铁使用者根本不可能。

　　此外，还有无数的“软性”目标，例如1970 年代中期爱尔兰共和军偏爱的地点。在那些地方制造爆炸案，既不会造成过多伤亡，又可以带来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效果。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类袭击者：他们希望杀死尽可能多的人，且不在乎牺牲自己的性命。圣诞未遂袭击显示了针对这类袭击者的重大对策失误：已有情报指出，这是个危险人物，但情报未得到妥善使用。

　　因此，我们不应再为难跟随父母到马略卡海边度假的5 岁小孩，要他们倒出瓶中饮用水，而应对已被列入恐怖嫌犯名单的阿卜杜穆塔拉进行更仔细的搜查。

　　问题的答案在于，应当更有效地使用情报，以确保检查的更大针对性。反恐警察和特工都知道，这是唯一理智的对策。要使旅行更安全，更多的限制、机器和安检员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