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的敦煌学

　　导语：1909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随身携带了一些他从敦煌带走的写卷来到北京，一边向中国学者展示，一边提醒他们“敦煌还有”，令学者们大为震惊。罗振玉当即提请清廷学部把残余的敦煌经卷收归国有，同时，他还在《东方杂志》六卷10 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稍后，一些日本学者以及回到法国的伯希和相继发表了有关敦煌文献的文章或讲演。因此，许多人视1909 年为国际“敦煌学”的真正开端。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莫高窟第16 号大窟，在甬道的北侧，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道黑色小铁门，往里张望，空空如也的小石窟内有一尊僧人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壁龛，被单独编号为第17窟，原来，它就是著名的“藏经洞”。这个洞，曾是晚唐河西都僧统洪圆寂后的影窟，在11 世纪被封闭，作为敦煌寺院贮藏图书、法器的密室。从中出土的公元4-11 世纪的佛教、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0000 余件，涵盖了包含有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大量内容极为丰富而珍贵的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在西方学术界则被称为“ library cave”，即“图书馆窟”。

　　这19 立方米、保守了9 个世纪的几万件珍贵文物，此后如何通过那位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之手，流落、失散到世界各地，如今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以及美国人华尔纳等探险家接踵而来，将我国西北以及中亚其他地区的大量经卷和其他文物席卷而去，仅伯希和一人就拿走了6000 多卷，这些文物现在都被分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机构中。如今，敦煌文献保留在我国的仅剩8000 件，且大多为各国探险家挑剩下的残卷。

　　藏经洞文献面世近10年后， “敦煌学”作为一门“ 显学”在国际上兴起，中、法、日、英、德、俄等国众多著名学者趋之若鹜，而他们的发现也不断改变着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面貌。从1909年算起，今年恰逢敦煌学诞生100 周年。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藏经洞的文物流失虽是巨大的不幸，但也是中国百年积弱的历史必然结果。即便是“百年敦煌学”的开端，当年也是拜掠夺者的“良心发现”。1909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随身携带了一些他从敦煌带走的写卷，再次来到北京，一边向中国学者展示，一边提醒他们“敦煌还有”。当时的学者们看到这些绝版经卷以及伯希和提供的照片，都大为震惊。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得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写卷后，便提请清廷学部把残余的敦煌经卷收归国有。同时，他还在《 东方杂志》六卷10 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稍后，一些日本学者以及回到法国的伯希和相继发表了有关敦煌文献的文章或讲演。因此，许多人视1909 年为国际“敦煌学”的真正开端。

　　在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看来，从这个角度上说，伯希和虽然拿走了大量经卷，但也使敦煌经卷始为中国人所知。1910 年，清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把敦煌所剩经卷全部押送北京，结果一路上被“雁过拔毛”，又有大量散失。藏经洞文物的外流，使得“敦煌”名扬天下，也导致了20 世纪上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敦煌学”的热潮。国际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如伯希和、斯坦因、沙畹、大谷光瑞、桔瑞超、王国维、罗振玉、内藤湖南、羽田亨等的交流非常频繁和深入，虽然免不了有学术竞争，但对学术成果的即时通报与通力合作却颇为顺畅，大大促进了敦煌学在最初阶段的迅速繁荣。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虽然敦煌在中国，但国人真正注重保护和管理洞窟，较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晚了近40 年。直到上世纪40 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国民党迁都重庆，文化中心西移，才使得学者们开始关注远在西北的敦煌。如今，莫高窟第一大佛所在的“九层楼”，便是民国时期修建的。在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院门口，刻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941 年写的《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40 年代，著名学者向达在大公报上化名“方回”撰写文章，指出莫高窟危殆处境，建议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给以重视和保护。1944 年，在常书鸿等人的努力下，保护洞窟的围墙才得以修筑，敦煌艺术研究所式成立，而在此之前，这个世界性的文化遗址仅仅是当地人随便进出、烧香拜佛的地方。问及早年对保护洞窟的疏忽，樊锦诗说：“你现在来一次也不容易吧，当时没有飞机，连火车都没有，必须考虑现实的情况。”

　　如今，随着各大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敦煌学课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实力逐年提升，早已今非昔比。樊锦诗表示：“过去，尤其是‘文革’时期，江青说没什么好保护的。而我们在‘左’的时候，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的敦煌学搞得很厉害，出了很多大师，香港的饶宗颐、台湾的潘重规都是大师。老外把回鹘文、吐火罗文这些古文字都转换成了英文。这些研究都非常了不起。我们不行的时候，人家很正常，成立了很多机构。‘文革’以后，我们搞得很热闹，香港下去了，没什么人在搞。国外总体上也是后继乏人，发展不容乐观。我们则因为大学开了课，一支队伍起来了。”但是樊锦诗很清楚，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各国学者通力合作交流的学科，所以她强调：“不要说‘敦煌在中国，研究要回到中国’这样的话，太小气，太没有气度了。占个嘴上便宜，没意思。”

　　文物索还，必须由文物单位出面问及文物失散对敦煌学的影响，樊锦诗说：“学术研究不是比赛，没有输家，谁研究得好，就拿出来交流。我们现在是敞开门的，资料在外国，是割不断的，要跟他们交流；敦煌在中国，要看石窟，他们还得过来。”

　　著名敦煌学者、斯坦因研究专家王冀青表示，根据好多国际条约规定，在它国战争等特殊时期流失的文物，一律必须归还。而他根据斯坦因的日记等材料，可以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斯坦因不仅使用假护照欺骗中国官员，且当时的敦煌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农民正在闹起义，官府顾不上。王冀青说，敦煌文物的流失，跟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拿走的兽首等文物性质无异，都属于非法入侵，应该要还。然而，关于索还文物的问题，王冀青和樊锦诗都认为，那必须由国家政府或国家文物单位出面解决。最近，由埃及政府和埃及古文物最高委员会以对法国“断交”的强硬态度，迫使萨科奇归还藏于卢浮宫的5 件法老时期文物，似乎是很好的例子。樊锦诗说：“还文物，是要政府还，不要找博物馆。博物馆馆长，就像我，能怎么样？馆长的工作就是把馆管好，还不还，不是他说了算。外国的政府，应该把东西主动还来，这是你们抢着去的，趁中国黑暗腐败混乱的时候抢过去的，应该还给我们。”

　　王冀青说，2007 年，他“硬着头皮”到英国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证明斯坦因获取文物非法性的论文，结果却被国内媒体批评是“不要文物”，还有人向国家文物局告状，同时又被一些外国研究机构视为“眼中钉”。“其实，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什么人真正说要索还文物，国内还想跟国外合作，索要了，别人就不跟你合作了；英国人的观点则是，中国现在还不够强盛，还给你，说不定为了经济利益，你们又给卖出来了，所以还不如先替你们保管着。”

　　日本的“敦煌病”

　　上世纪80 年代，一位日本敦煌学家曾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对中国学者的刺激很大。

　　早在去敦煌之前，就听说了日本学者对敦煌的痴迷，即所谓“敦煌病”。事实上，这种传说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莫高窟偶遇的日本学者大西摩希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也许是同西北人接触较多的关系，她的中文口音与口头禅也明显“西北化”了。大西一到研究院，就把带给各个院长的小礼物奉上，“这个是给您太太的，这个是给您儿子的”，他们的交往显然已非一天两天。樊锦诗说：“这个日本人，我知道她每年都来。”

　　自从1999 年随朝日新闻社组织的敦煌探访团来到莫高窟，大西便再也停不下脚步，每年都抽时间来敦煌。她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敦煌的观无量寿经变画”。她目前在日本教书，平时也开授一些面向公众的有关敦煌的佛教知识讲座。也许是研究佛教的关系，大西认为，日本人对敦煌的痴迷，“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宗教”，与江上波夫所说日本人自认是“骑马民族”的后裔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