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森 银幕背面的故事

　　陈德森 银幕背面的故事

　　他对成龙讲：“大哥，我在电影圈有目标，我想做导演。”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少年陈德森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有3房太太，他跟母亲在外面居住，父亲偶尔来看望他们。复杂的家庭让他跟父亲一直关系紧张，朋友们劝他，“连你妈妈都原谅他了，你有什么不能原谅的。”陈德森心想，我从小看着父母吵架打架长大，你们哪里知道我内心的恨意。

　　父亲是上海人，家里几代书香，到了爷爷这一辈，爱上上海滩一个女明星，泡妞未遂，反被吃醋的导演痛打一顿，从此教训子孙“戏子无情，婊子无义”。没想到自己的孙子就当了导演。陈德森的父亲为此常常训斥德森：“戏子！不好好读书，丢人现眼！”陈德森有去美国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电影的机会，需要一万美金学费，父亲说：我宁愿把这笔钱给你妈去旅游也不会给你。

　　曾有拍拖的女友，问他，这辈子最不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最不想去参加我爸爸的葬礼。”这答案吓了姑娘一跳，以为他是冷血无情之辈。

　　多年后有一天，亲戚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你爸爸两周前去世了。听到电话的瞬间他松了一口气，心想自己终于不用去做那最不想做的事情，但事情并未这样结束，他哭了整整一周，每天把自己灌到烂醉。他的电影《童梦奇缘》由此而来。

　　《十月围城》首映，陈德森才发现，自己的每部电影，都有贯穿始终的父子情。李玉堂和李重光的父子情，是这部新片的一大看点。

　　跟所有的小孩一样，陈德森从小爱泡电影院，那个时候还没有嘉禾，看得最多的是邵氏的功夫片，还有从日本引进的神怪片。“光看电影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那时邵氏片场很大，每到礼拜天，我和朋友都会凑一些零用钱，买些东西给道具房的师傅吃，师傅就会让我们骑骑马，耍耍刀，我们就在邵氏片场里扮大侠。”

　　1978年暑期，陈德森在香港海洋馆做暑期工，收工后他跑到保龄球馆打球，一个导演相中他身手敏捷、相貌端正，过来拍拍他，问：“小鬼，你要不要演戏？”这人就是香港著名导演徐小明。

　　在电视台当了一段时间龙套演员，有时有戏，有时没戏，他结识了当时在电视台做编剧的郑丹瑞、文隽，并开始给他们的综艺节目写段子，每天写七八个笑话，能录用大概两三个，渐渐地，他成了电视台签约编剧。

　　在拐角处停车

　　当时成龙要招一个助理，经纪人问陈德森有没有兴趣。成龙刚拍完《蛇形刁手》，红透香港，做他的助理，意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电视台的朋友给他出主意，36个编剧坐了一圈，大家投票，18票赞成，16票反对，2票弃权。反对的人认为，做助理，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小跟班，能有什么出息？赞同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从电视圈踏入电影圈的好机会。“一出去就可以跟这么大的演员，当然要把握机会。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背上包包走了。”他成了香港第一代艺人助理。

　　“有时候陪他上街，他买3件衣服，就会让我挑一件，我喜欢开摩托车，他也帮我买。我爱喝酒，碰到他应酬要喝酒，我就帮他喝。那个时候我19岁，生活无所求。”直到有一天，他跟成龙去片场，茶水阿姨恭敬地对他说，“陈公子，这里很脏，你不要进来。”

　　他突然醒悟到自己已偏离了原来的目标，他为电影而来，不是公子哥儿。不进片场，他还能学到什么？

　　有一天晚上，陈德森开车载成龙，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开口：“大哥，我想辞职。”

　　“当时我很怕，也不敢回头，就在后视镜里看他的脸，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大小孩，二十七八岁，不痛快就写在脸上。我记得他就回了一句：‘嗯。’然后就好久都不讲话，气氛一直僵着。开到公路的回旋处，我就把车停下来，好像小两口吵架一样。成龙说：‘我对你不好么？’我的声音就有点颤，‘没……没有，大哥，我在电影圈有目标，我想做导演。’”

　　他从后视镜里看见成龙的表情：一片嘴唇很不屑地撇起，笑了一下。陈德森差点哭出来，“我就跟自己讲，陈德森你不可以哭，屏住屏住！然后大哥就说：下月陈勋奇的戏开拍，你去，就说大哥说的，在里面做个场记吧。”

　　真诚的三级片

　　做过场记、做过编剧、做过策划、做过统筹……陈德森成了朋友们嘴里开玩笑的“香港最后一个副导演。”当时香港有3个公认最好的副导演：跟许鞍华的关锦鹏、跟徐克的柯星沛，以及什么导演都跟的陈德森。前两个副导演很快就媳妇熬成婆了，只有陈德森还在当他永远的副导演。

　　他执导的最引起争议的电影是低成本、全新人的《晚九朝五》，描写青年人纸醉金迷的夜店生活，一代人迷惘的青春和身体，这本是陈可辛想拍的片子，但陈可辛太理性，在圈子里是著名的健康生活分子，不喝酒，不泡吧，他对陈德森说，不如你来拍吧。陈德森爱喝酒，爱飚车，还有个在兰桂坊开夜店的表哥，真是天然优势。

　　《晚九朝五》在香港被评为三级片，当时UFO公司的其他合伙人，比如曾志伟，看见他们俩都掉头就走，责怪他们弄了部低级的片子，“好做不做，你们把公司毁了！”但陈可辛对陈德森说，我们不怕这些，我们拍得真诚一些。

　　真诚是有技术手段的，比如，陈德森说，男女拥抱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其实是看不见的，只是起床去洗澡的时候，他们毫不避讳地拍出来，而情色片则恰恰相反，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时候给你大看器官，而他们起身的时候却很奇怪地围着浴巾。

　　那是1994年，香港社会普遍保守，“香港受的是英式教育，讲究的是绅士淑女，而且弹丸之地，房租酒店都那么贵，年轻人根本没机会在外面过夜，台湾就不同，台湾有日据时代的AV传统。”《晚九朝五》一上映，第二天就有中学校长在报纸上撰文，大骂该电影道德败坏，再过一天，香港一位神父出面回应，认为电影不过是真实反映当下青年人的生活状态。

　　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两位都是香港电影的评级员，彼此意见相左。这场笔战把观众引进了电影院，《晚九朝五》突然间成了社会热点话题，票房大卖，电影本身亦受好评。

　　兄弟重逢

　　《神偷谍影》为陈德森打开了最初的局面，这部投资1700万的电影在香港上映40天后就收回了1200万，在海外、特别是欧洲的发行也非常好，许多影评人认为这部戏只用好莱坞1/10的投资就拍出了好莱坞动作片的质感，此后，陈德森的电影成了嘉禾公司除了成龙以外最卖钱的电影。

　　其后，他执导的《紫雨风暴》，集动作、枪战和悬疑于一身，在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领奖台上一口气捧回5座金像：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佳动作设计、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及最佳音响效果。美国“9·11”以后，有记者追问好莱坞一位名导演对恐怖活动的看法，该导演说，每次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要把自己关进家里的观影室，看一遍《紫雨风暴》。

　　跟成龙的合作随之而来，这对在公路上分道扬镳的哥俩，已经有18年没来往了。成龙主动提出，要在德森的下一部戏《特务迷城》里当主角，请他把原先写给金城武的24岁的角色改成42岁。

　　“我把成龙约出去喝酒，故意喝很多，乘着酒意问成龙：‘大哥，你有没想清楚啊，十几年前我是你助理，现在你找我做导演。’成龙就笑：‘这十几年，我一直在背后看你，你每一部戏其实我都有看，这部戏，我不是你大哥，我不是明星，我就是你的演员，你是导演。’”

　　渡尽劫波兄弟在，于是，相逢一笑。

　　男人之间的隔阂和破冰，让陈德森感慨，他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在好莱坞产生那么大的化学影响，除了动作，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香港电影里描绘的男性友谊。“好莱坞没有这种东西，他们觉得这是GAY，所以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在美国被评为年度十大同性恋电影，但其实，这就是中国男人的武侠情怀、兄弟情义。”

　　全世界去听台词

　　香港是一个人人敬业、拼命的地方，因为地方小，机会少，一般一个导演如果接连拍两部失败的戏，第三部就请你走人了。陈德森说，电影导演分两种，一种是电影艺术工作者，另一种是电影娱乐工作者，他自己就属于后一种，并不高产，但很谨慎。

　　他最想拍一部能够同时让人笑又让人哭的电影，“煽情很容易，但好的喜剧是剧中人根本没有笑，你笑得死去活来，真正好的悲剧是剧中人根本没有哭，可是你的眼泪一把一把地掉。这非常难处理。”

　　2003年抑郁症的阴影渐渐淡去，他依旧单身，没有小孩，笃信了佛教，做义工，在他照顾的孤寡老人身上，他仿佛补偿了自己无处施予的反哺之情。有时，他会想起父亲。

　　他爱潜水，“在那个世界里，你很宁静，又很危险，所有的一切都必须非常专注，而且运动量很大，海底仿佛一个外星世界，让人忘忧。”但是他的体力渐渐不能应付这项高强度的运动了，于是，他到处旅行，在那些小民口中，他听到了自己一辈子也想不出来的台词。

　　在香港，出租司机听说他买了大房子，可还是不开心，就对他讲，“先生，你缺的不是一个屋，而是一个家。(You Don't need a house，you need a home。)”

　　在俄罗斯，他听出租司机说起家里的孩子，就打包了高级西餐厅里的牛排给司机，让他带回去给孩子吃。司机说，“我不要，如果孩子知道了这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以后天天管我要，我怎么办？”

　　在环太平洋的小岛上，他听年轻的船夫讲自己的身世，他们一家三代别无选择地开着游船，天天渡人游玩，“等我爸爸死了，我要烧了这条船，到外面的世界去。”陈德森说，总有一天，他要把这些桥段，统统写到他的剧本里去。

　　带张旧照看电影

　　在《十月围城》的片尾，李宇春《粉末》歌声响起，密如蚂蚁的演职人员名单随着歌声在屏幕上滚动、隐去。最后，打出一行字幕：纪念曾献基先生。

　　没人知道曾献基先生是谁，但对陈德森来说，“这个老板对我像再生父母。”2003年《十月围城》开拍时，曾献基是一位年轻的银行家，这个39岁的香港人，虽是商人，却热爱电影，喜欢听人讲剧本故事，他相信了陈德森关于十月围城的梦，并且许诺拿出6800万给他去搭造这个梦。

　　“他也不是暴发户，但对人很好，特别仗义，我看中500万的房子，他一定逼着我去买1000万的，住离他近一点。我要贷款，他说你为什么要去银行借，我就是做银行的，跟我讲就好了呀！我说我哪里有钱能那么快还你？他说不这样我怎能绑住你10年。”

　　“你这么看好我能成功？”陈德森问。“是啊！”曾献基答，他常常是他剧本创意的第一个聆听者。

　　“当时他就硬逼我，快点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我只拿了一半，3400万，我说不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就已经预感到自己要出状况。他被别人骗了，骗掉他的公司16亿，他自己被骗了3亿，回不了头，人家说他共谋，所以他也得坐牢。”曾献基提前两周就安排好一切，差开船工，在自己的游艇上自杀了。

　　自杀前一天，陈德森还从广东片场给他打电话，兴奋地在话筒里对他讲，“Eddie，我有点新的想法要跟你讲！”曾献基说，“你声音怎么啦？你感冒了？你的电影下个月就要开拍，你可不能感冒！”他们约定了第二天在香港见面，“你有想法我们明天再聊，你要吃什么菜？泰国菜还是韩国菜？”

　　陈德森完全没有听出任何异样，挂掉电话，当天晚上，曾献基自杀身亡。

　　朋友们都说，《十月围城》首映，德森，你得抱着曾先生的照片去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