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之争与发展之痛

　　导语：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就曾有过“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还是缓行的争论，在今日的中国，虽然世态人情已有大的变化，但对于“费厄泼赖”(fairplay，即体育比赛中的公平竞争)是否适合于中国，或者说应该如何实行，还存有极大的争议，薛涌的新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可以说是对中国现实国情和发展思路进行探讨并引发争议的真诚之作。

　　单从文章的标题来看，出生于六十年代革命家庭的旅美历史学博士薛涌，对三十年代出生的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茅于轼和法学家江平的批判，似乎只是知识分子的意气之争，或者说，是对话语权和历史解释权的争夺，但细读下来，本书所反映的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发展与稳定的冲突，正是改革到了深水区之后的必然，而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如何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健全的未来，则是这两代人共同关注的焦点。

　　事件的起因之一：面对重庆拆迁钉子户的诉求，物权法的起草人江平教授、号称吴市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政府的立场，认为钉子户的诉求不能太过分，不能让政府为难，也不能以物权法和市场自由为由，漫天要价。在我看来，这种现状正和周恩来晚年为江青辩护、劝邓小平“事缓则圆、急则生变”一样，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在江平、吴敬琏看来，能争取到物权法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已属不易，应该珍惜，如果借此漫天要价，势必阻碍当地经济发展，影响城市化进程，弄不好就是进一步退两步的结局。而在薛涌看来，连立法者都出尔反尔，执法者势必大打折扣，弄不好，物权法就是一纸空文，长此以往，除了沽名钓誉之外，社会能有什么样的实质性进步？

　　这个争论，焦点似乎是在当地政府。然而，政府同样也有苦衷：先改革的一方如果漫天要价，以后的改革必然难以为继——比如：城市的拆迁补贴和农民的拆迁补贴要不要做到平等？如何平衡城乡之间的现有差距？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也曾宣布城市房屋私有产权受到保护，结果连动一寸土都十分艰难，长此以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如何才能实现？如何保障进城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后还只能实行房屋公有化改造运动。而且，事实证明，当时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房屋公有化改造的确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的发展，比没有进行此类改革的第三世界同类国家，要快很多。

　　按照薛涌先生自己引用的列宁的话说，政府总要给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以出路，社会才能保持稳定。所以，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要给予权利，但必须是循序渐进，否则，等到无权可给，而又出现大规模流亡无产者的时候，政府就会陷入上下两难的境地，社会也将面临着革命或改朝换代的结局。

　　在各方博弈的时刻，稍有不慎，起到平衡作用的知识分子就会陷入偏袒一方、矫枉过正的陷阱。今天的房地产业，已经不是单纯的工商业，而是金融业最为集中的领域，它不仅关系到未来国家的金融安全、物价的稳定和货币的保值，而且，由于其官商勾结的潜规则和垄断经营的事实，已经成了遏制工商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由于哄抬地价，造成房租的不断上涨，城市中个体户和小摊小贩已经濒临破产，几无利润空间。在京沪粤等地，干什么都不如卖房子挣钱，已经成为市民的共识，而这无疑加大了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的难度，加剧了现有的社会矛盾——这也是现在仇富心理能在网上获得广泛支持的重要原因。

　　由此，知识分子的分化、新左派与右翼专制主义口号的兴起，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而在我看来，此种争论，应该是利大于弊。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不断提问与辩论，警惕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偏向。鲁迅先生说，中国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正是这四种人才是中国的脊梁。在这本书中，薛涌、吴敬琏、茅于轼和法学家江平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为民请命，他们所展开的这个公共舆论的空间，是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崛起之路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困境。

　　文/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