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灵魂

　　导语：我们似已用过太多“最后”。王元化走时如此，季羡林走时如此，杨宪益于2009年11月23日辞世时，也是如此。

　　《南方人物周刊》于今年8月刊出对这位出身世家的大翻译家的采访，题目即为《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

　　与英籍妻子戴乃迭合作，将《红楼梦》等60余部中国经典作品译成英文的杨宪益，作品可能更为西方人熟悉。11月24日，美联社、英国《卫报》等英美报刊纷纷刊出讣告。美联社引用美国学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的话说：“他对于中西文学交流的贡献无可比拟。”《卫报》说：“直至今日，成千上万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依然得依赖他们的著作。”

　　杨宪益还曾将《荷马史诗》、《罗兰之歌》等拉丁文、法文、英文作品译为中文。“杨先生希腊文、拉丁文等语言修养很深，又对中国历史及文学传统做过研究，是个真有学问的人，但他并不自恃甚高，常说‘难得糊涂’。”翻译出版家、译林出版社创建人李景端在接受CBN采访时说。2005年，有记者拜访杨宪益，看到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衣衫整洁，扣子扣到最上面一粒，“头发花白，相貌明朗，自有威严之气”。

　　这些描述，让人想起王世襄赠杨宪益的对联：“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便从没读过杨宪益的任何翻译作品，他所拥有的风骨，所代表的一代人的存在，在如今这灵光消逝的时代依然掷地有声。

　　北京老巷中的这代人已渐自飘零。他们在私塾和洋学堂领受中西文明，然后走进国运蹇塞的年代，为抗日救国而呼号；他们欣然接受了物质的贫瘠，却在人世的倾轧面前无语，到老年化作数行打油诗。他们老了。每一声“最后”，都不仅仅是他们的落幕，而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时代的交集

　　当钱钟书1935年秋，以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和杨绛一同坐上前往英国的轮船时，世家子弟杨宪益正继续他在欧洲各处一年的游历。他们在牛津结识，成为朋友。他们都出身名门，钱钟书的父亲是古文学家钱基博，而杨宪益的祖父为淮安府知府，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那年春，杨宪益经过五个月紧张的希腊文、拉丁文学习，考取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却因学习时间甚短，被面试主考官认为是“侥幸过关”，推迟一年入学。于是这位家境富庶的自费生，开始往返巴黎、游历瑞士，穿越地中海。

　　同一年，清华大学毕业的季羡林，也踏上了留学德国的路途。他出生于山东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非常困难才筹措足学费，告别家小，前往求学。

　　他们划出的人生轨迹，是非常不同的。立志苦学的季羡林，胸中块垒书中浇，主修印度学，辅修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文学，倔强而刻苦；当时在国内已小有所成的钱钟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有杨绛在侧交流，亦偶有交游之趣。而杨宪益，这位从小被宠的世家子弟，治学期间“并不为考试及格而用功”，“多次成功超过规定时间才返校”。但他才华横溢，学习也很出色，还结识了未来妻子、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

　　出于兴趣，杨宪益模仿英文的英雄偶句体翻译了《离骚》；这一译本，被英国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评论为“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

　　15年后，毛泽东问起杨宪益：“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杨宪益不假思索地回答：“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

　　杨宪益戏弄了《离骚》，因他认为《离骚》是汉代淮南王刘安的伪作，翻译更可天马行空。他也对他第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语的作品很得意。但杨宪益后来的翻译作品如《红楼梦》，却是以谨严出名的。他说，他只是“无意中到了编译馆，就变成翻译家了”，他更希望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在他长长的翻译作品名单上，只有少数是他个人特别喜欢的，如周作人、周树人的作品，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他和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于1978年出版，是其一生中名声最隆的译作。但杨宪益不喜欢《红楼梦》，如果硬要选择，他也比较喜欢贾宝玉、王熙凤、秦可卿，不喜欢薛宝钗这样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后与杨宪益结识，写作了《杨宪益与戴乃迭》一书的传记作家李辉，认为杨宪益“天性乐于顺其自然，无拘无束，在中国传统文人中，竹林七贤恐怕是他最为倾慕的先贤”。

　　杨宪益和钱钟书、季羡林等人性情相异，路途也不同，却同样博学，并同在回国的一刹那，找到了交集。1938年，钱钟书抵昆明，开始在西南联大执教；1940年，杨宪益拒绝了哈佛大学的聘请，带着未婚妻戴乃迭，奔重庆而来；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拒绝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国。彼进，战火正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燎烧。

　　辙痕深深的一生

　　杨宪益的一生，大时代的辙痕深深：兼具中文与西学功底的少年，三四十年代汇入一批又一批的出国留学生潮中，深造学成之后毅然回到苦难的祖国；五六十年代克己苦干，在极度匮乏中译出大量作品；六七十年代则与一批受怀疑、迫害的知识分子一起，被贴大字报，被批斗，在监狱中度过漫漫长夜；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与一小群残余的文化人一起，被归入“文化老人”一类，被聚焦，被端高。然后，等着被神化，被缅怀。

　　那么，他又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的呢？

　　11月25日，李辉在接受CBN采访时说，杨宪益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真的洒脱，将名利看得很淡”。他曾于杨宪益口中，听他讲起“文革”中的牢狱之灾，仿佛在讲“与自身无关的传奇故事，或者青年时代的某次冒险”。

　　杨宪益被押往牢房时，最大的遗憾是“自己为什么不换一双合脚的鞋子呢？”而杨宪益后来对文革的标准描述，是这样的：“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每个人，心中掂量出的“尊严”、“荣誉”的分量是不同的。从小穿着袁世凯赠送、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的杨宪益，这些苦难的描述，或许不是故意轻描淡写，而只是有不同的价值选择。

　　但一些细节却叫后人辛酸难咽。被捕当晚，杨宪益与戴乃迭正在对饮，获释回家时杨宪益发现那瓶没喝完的酒依旧在茶几上，颜色业已变黄。屋里的仙人掌，样子看上去还活着。杨宪益一碰，却“哗”一下全变成了灰。

　　人到老年，杨宪益的乐趣全在烟酒与朋友，启功、黄苗子等等，都是酬唱饮酒的伴。晚年的他，借着早年扎实的旧学功底，写得一手极好的打油诗。“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启功认为对得不错，后来有人将他的打油诗搜集成册，题名就叫《银翘集》。因生性嗜酒，杨宪益的打油诗，也常以酒佐之，他的自传，则干脆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

　　他与戴乃迭是为文化圈人人羡慕的一对。1999年戴乃迭故去后，杨宪益感觉自己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他前几年对记者说，“90岁，该告终了”，但如果戴乃迭仍在，“也许再活一百岁……”

　　嘻嘻哈哈的一群老顽童，相伴着度过老年，也渐渐各自走完人生。今年8月接受采访时，杨宪益沉吟着说，“我的朋友现在也少了，都走了。朋友像我这个年龄的，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

　　我们无从知晓他有悔无悔。只知在他撰写的那些打油诗里，调侃，只是外表；真正的体验，已“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杨宪益将自己的命运化作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曾引用一段俏皮话总结一生：“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齿”“耻”谐音)。在注解中他写道：“近百年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抵如是，此亦时运使然，不足为怪也”。

　　人物链接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出生于天津，其父杨毓璋当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1928年进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学习，1934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认识了后来与他相依相伴数十年的妻子，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1940年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杨宪益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在国外有广泛影响。

　　著有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论文集《译余偶拾》、诗集《银翘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