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光纵论中国企业家(2)

　　刘晓光：很少做PE，我们主要是产业投资，产业加投资，主要产业是地产业、高速公路业、水业，加上一部分投资。所谓投资，比如说股票市场，大的重组、并购动作，PE我们做得不大。

　　苏小和：更不做风险投资？

　　刘晓光：风投就更不做了。可能类似我们这种大的国有企业，将来的道路一定是主业加投资，这是一个商业模型的转变。

　　联想的股权改革是 “小概率事件”

　　苏小和：咱们中国人不爱琢磨、钻研技术。而是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拉关系走后门上了。

　　刘晓光：这是一种土壤，如果你不在这个土壤中行走，你可能会失去生存的地位和条件，所以他只能去适应。还有一个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环节特别弱，这阻碍了人们创新的动力。

　　落在企业层面上，中国的企业产权不清楚，导致没有真正的治理结构，没有真正的治理结构就没有真正的动力机制，没有真正的动力机制就没有一个好企业，就是这种逻辑关系。联想为什么那么厉害？35%的分红权拿走了，激励机制改革后又转换成股权，现在他们又有了一个更新的动作——29%的股份给了泛海。

　　苏小和：这是中国企业建设史标志性事件。

　　刘晓光：联想现在等于是一个标准的“混合所有制”。

　　苏小和：我觉得柳传志先生相当了不起。

　　刘晓光：他做得很好，他开始也是由于体制原因，不敢大动作，开始只是获得了一个分红权。分红权给了他之后他不敢分钱，最后这笔钱很宝贵，变成了股权的资本。但是，这只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中一个概率极小的事件。绝对不具有普遍性，别人实行不了。

　　苏小和：为什么？

　　刘晓光：第一，他有一个非常开明的“婆婆”，有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支持。第二，他当初的资本金确实很低，只有20万元，不在国资委的序列里。第三，联想所处的行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第四点，中国恰恰需要把科技转换成生产力，联想是一个典型，所以它做到了。这里面有他个人的智慧、魅力、眼光。

　　之所以是小概率事件，这跟一个民族的文化、法律制度都有很大的关系。西方的法律和文化都坚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圣经》就绝对尊重私有财产。

　　苏小和：柳总说他这辈子做了3件事：第一，把一个国有企业改革成规范的现代企业。第二，跟世界PC界的巨头竞争，找到了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竞争的方法。第三，他培养了一支很好的团队。对于他个人的总结，你如何评价？

　　刘晓光：他找到了PC，结合中国当时市场的特点，这点确实是对的。把一个国有企业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他也做到了。我觉得他做的最核心的事情，还是联想出现了一套宽松的机制。制度经济学说“制度决定人的扭曲和变形”。

　　这跟高速路一样，你再好的车也得往里跑，你跑不出去。如果没有这条高速路，你今天跑这儿、明天跑那儿，来回瞎跑。

　　国有企业机制目前无法改变

　　苏小和：你怎么看王石？他怎么没去尝试管理层收购，让万科成为一个全球企业？

　　刘晓光：他主要还是想——只做一个职业经理人就算了。

　　苏小和：他的个人定位决定的。

　　刘晓光：个人定位，他没有进行过更深层次的改造，可能觉得自己也没这个力量。

　　苏小和：但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他在深圳，他涉足的是房地产行业，很多房地产公司都是私有企业，为什么他不可以做？

　　刘晓光：中国企业家没有不想改革这种制度的。5年前，首创曾做过一个最大的尝试，用的是国际思路，引进了KKR等国际企业从根部上改造我们的企业，成为一个资本、机制、经验、市场统统国际化的企业，股权是混合制，相当于国际化的企业，我就是把档案放在你这里，我可以摘了帽子。

　　但是大多数国有企业不会这么想，他认为这是一种官衔、一种待遇，因此改革的阻力很大。2004年以前要求我们的二级企业全部改制，这是党中央的精神，国家要改革机制，但现在基本上回来了。当时国有制一股独大，国家说要坚决把它消灭掉，现在不提了吧，又回来了。

　　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工作尽量做到。比如上市公司，基本上规范化了。唯独根部解决不了，其他的国有企业也解决不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苏小和：我认为任志强的思维绝对是市场化、自由化的，但是他的机制和企业制度是国有公司，这是个矛盾现象。

　　刘晓光：他没办法，任志强在华润时，华润是一个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基本上是一个混合体，个人也有点股份。他撤出华润后，华远就是一个国有独资公司。但他也有进步，他个人可能有7%的股份，当初承诺给他30%。如果我们公司改革的话，肯定改不动，公司太大，有七八百亿资产。

　　苏小和：张维迎认为，这种制度解决的唯一希望在于本身——最后做不下去了。

　　刘晓光：这么大的市场，特别是国有企业有很多占据垄断地位的，很难说。比如电力、烟草、电信、石油等等，就这几家，怎么会做不下去呢？

　　苏小和：台湾的许倬云教授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甚至更早，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官商合一、官督商办、官商合作的模式。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国有企业还是这种态势，你认为这种态势有什么好处或弊端？

　　刘晓光：现在的垄断行业可以说是这种态势，而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自己去竞争，比如地产业，你招标我也招标。

　　苏小和：可是政府会管你，官员会管你。

　　刘晓光：肯定会管，但是资源的管理上并没有很高的一致性，劳动力都市场化了。我们是国有企业的野孩子。

　　苏小和：就是方法是市场化的，可在所有制上是国有化的。我认为，包括你、任志强、王石、张瑞敏，甚至还有李东生，你们这些企业家在国有企业里好像都有点吃亏。

　　刘晓光：李东生还可以，他还有些股份。咱们刚才谈的所谓企业的价值、企业家的价值，既包含了精神价值，也应该包含着金钱价值。你说他很厉害、很好，要不断地给他精神奖励，这是必要的，还应该有物质的价值体现。在这种官和企业比较高度融合的情况下，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可能有政府的政策扶持；第二个好处，比如在信贷方面，国有企业比较有优势。

　　苏小和：国有企业上面有政府管着，但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做事时必然会跟官员形成一定程度的交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态势，一旦某一个环节出事，最后伤害的肯定是企业。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刘晓光：这种机制和体制摆在面前，如果你要脱离这种链条，可能你的生存会有问题，你躲不掉的。一种固有的机制已经摆在这儿，你想完全脱离它，自己去创造一个真正新的企业机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苏小和：在我们这代人中，想要出现当年荣毅仁的那种家族企业，可能性不大？

　　刘晓光：也有，民营企业。当然也是少数。

　　苏小和：民营企业都比较小，由于产业的垄断，好的企业不能真正进入。

　　刘晓光：产业垄断，但是你说的这些问题太敏感。这里包括时间问题、目标问题、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制度的再造等一系列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柳传志等于是走出了一条绿色的小道。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一种共同的声音，要有改革的愿景。现在很多东西走不走市场化道路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的GDP很高，社会上歌舞升平，但是改革动力没了，可能就要倒退了，或者停滞不前。

　　那么改革什么？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要不要产权制度改革，要不要建立真正的治理结构？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过得很好，一片光明，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很大，实际上这些数字掩盖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