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央视已经不掌握标准了

　　导语：时间离开《东方时空》8年了，现在的职务是央视法制专题部副主任，“我的日常工作，说白了就是开个会、签个字。”这位1993年央视新闻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东方之子》、《实话实说》等栏目的创设者，因种种原因远离火热的第一线时日已久。

　　46岁的他头发半白，朋友们开玩笑说，“他终于变成一位‘时间老人’了。”

　　他对现状不满，“像是官僚，我是一个学手艺的，手艺人有活干才充实。”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总导演王韧是时间的朋友兼崇拜者，一提起他就长叹一口气，“时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他很为时间鸣不平，认为他应该有更大的舞台，“他在中国电视人中是独一份的！我长他6岁，但遇到他之前，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时间第一次见到他就直言不讳，“你的片子说实话我不能接受，惟一可取的是有股子真诚。”

　　22岁进入央视，30岁参与创办《东方时空》，35岁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并兼任《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总制片……时间和崔永元、白岩松等央视“黄金一代”一起开创并见证了电视影响力显著提升的那段历史。

　　风云流转，金子般闪亮的日子倏忽远去。2008年12月，当年一起创业的《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去世，时间痛哭一场，在追思堂的留言本上写道，“我们是兄弟，如今战友没有了，战壕没有了，冲锋也没有了……”

　　他说自己不太看电视了，“一看就生气”，那么多出镜记者、主持人的话语方式停留在8年前，甚至倒退得更远，“干脆我申请去调教他们算了。”

　　愚蠢加勤奋，简直反动！

　　王韧有一次陪时间到武汉出差，湖北电视台接他们的司机说了句话，他一直记着。“那个司机是懂行的，他说，‘时间你了不起，你在《东方时空》等于办了一所黄埔军校。’”

　　王韧深以为然，称时间有“将将之才”。

　　时间信奉陈寅恪先生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最恨手底下的编导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新闻是新闻，宣传是宣传，混为一谈哪个都干不好。一些很好的新闻题材，非要用宣传的态度去报道，品质大打折扣。”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出来时，他一下子买了几十本，栏目组的每个同事都送了一本，“独立思考，说真话，不失知识分子的良心，这位老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一个栏目要做成什么事，一定是要每一个成员都有这样的意识。”

　　“1993-1995这3年，除了对编导技术上、业务上的训练外，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工作。只要看到片子中有假大空的印痕，我都会用‘文革’式的语言骂那些片子是‘大毒草’、‘臭大粪’，每天口干舌燥，到了晚上话都说不出来。”

　　他曾怒批王韧，说他“愚蠢加勤奋，你他妈简直反动”、“愚蠢，你编的整个一反面教材”！

　　“我对人不对事。事在人为，我们的工作永远是对着人来的。一部片子中的毛病，往往是观念和思想方法有问题。思想上的问题是要反复的，所以我更多是做人的工作。”

　　多年之后，栏目组一些老编导有时被环境、采访对象牵着走，稍一流露廉价歌颂之迹，他就怒斥人家“叛徒”。

　　自称“手艺人”的他不甘每天开会、签字，主动承接了一些大型纪录片的拍摄任务，近年来先后推出《抗战》、《辉煌六十年》等。

　　对这些片子，他有清醒冷静的认识，“历史题材纪录片，如果不具备反思的力量，一文不值！我们做的顶多是一个有深度的、不那么浅薄的宣传。”

　　“调子太灰”的《天安门》

　　纪实是一种手法，但在时间看来它更是一种思想。他的新闻观就是客观、冷静、克制地记录这个世界。“只要做到纪实，就不容你喊口号了。”

　　他大学时代就受纪录片的影响，工作后更与社会上的独立制片人有很深的交往。1988年，25岁的他被当作人才，特批做一部20集的系列片——《天安门》。“那个时候能有这种资格和待遇的人，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同志，用当时领导的话说就是‘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你做’。”几年后，他推出仍属计划外的《实话实说》，台长杨伟光说，“我不好意思打击你的积极性。”

　　他与大学同学陈杰、王子军以及社科院的邝阳一起成立了实验小组“结构 浪潮 青春 电影”。这是新中国第一个非主流的民间电影团体，吸纳了中国纪录片最早的一批独立制片人。

　　1991年夏天，实验小组在马路牙子边开了几次会，商量着“开个更大的会，要让搞纪录片的朋友和他们的作品集体亮相，把我们看到的真理介绍给大家——我们要影响整个电视屏幕！”

　　哥儿几个折腾到深秋，后来成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标志之一的“新纪录片研讨会”终于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吴文光的《流浪北京》、何建军的《自画像》、傅红星的《西藏：50年代社会纪实》、王子军的《京城散记》、张海芳的《哈那斯湖》都在会上播放了。

　　为了让活动不那么“地下”，他们特地请了带官方色彩的《望长城》和《押运兵》的作者。

　　时间耗时4年所拍摄的8集、7小时的《天安门》因为“调子太灰”没能播出，“它是生活的客观反映，没有直接批评政府，但也没有渲染建设的成就、革命的理想、幸福的生活，没有使用宣传语言。而依照二元思维定势，如果不是积极的，那就是消极的、灰色的。”

　　参加会议的有几百人，很大的阶梯教室都坐满了。“我敢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纪录片，从来没想过电视台不能放的片子也能做，一些老师难以接受。”

　　活动结束后，学校方面出了纪要，压根没提《天安门》和《流浪北京》这两部片子和那些作者的名字。

　　1992年，由于《天安门》“违反了宣传纪律”，时间遭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处分”——调离专题部，到新闻采访部当记者。时任台长杨伟光勉励他“年轻人犯点错误不要紧，主要是接受锻炼，到新闻一线去”。“台长的意思可能是，我的调子‘灰’，那就让我看看国家的建设成就。”

　　让老百姓有自己的话说

　　《东方时空》草创时，总制片人孙玉胜希望时间做《焦点时刻》的制片人，他没同意，而是选择了人物栏目《东方之子》。1993年1月26日除夕夜，他一个人坐在灯下，写了后来被称为《东方之子》“第一份纲领性文件”的栏目设想。“朴素、真切、现场感、纪实感、人情味、轻松、自然”是他对这档节目的定位。

　　“在《东方时空》之前，中央电视台几乎没有访谈类节目，或者说电视少有访谈这样的节目样式，少有记者现场的形象，也少有老百姓的采访。那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屏幕上是罕见之物。我想把普通市民、老百姓、观众真正推到屏幕上。”

　　“我当时做《天安门》，大量的人物是以谈话的方式出现。其中满清皇宫最后一个太监将他当年的经历娓娓道来，故事非常精彩，其实也就是3分钟左右，但当时人们无法忍受长时间谈话。某位领导用快进的方式将片子看下来，说，‘要这么多同期声干嘛？’当时除了领导或重要人物，普通人物上电视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

　　他听台里的老同志讲，在电视新闻用胶片拍摄时期，因为同期声技术很难操作，所以极少使用。偶尔要录一段同期声，为避免被采访对象说错，先写好“大字报”挂在摄影机旁，让对方照着念。又恐其眼神死板，于是同样内容写两份分挂两侧，让他左边看完一句再看右边，以调动眼球。在当年，这是“令人尊重的发明”。

　　运用访谈的方式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就是借此推动真诚交流。“大家听惯了报告，听惯了表态，听惯了千篇一律的套话，千人一面的‘假大空’。作为一个日播节目，用这种新的表达方式，每天都能熏染和刺激人们的话语模式、思维模式。”

　　“现有环境中，不是说你有什么想法就能实现。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或创意被大家普遍认可后，仍然需要很巧妙的工作方法、程序才能实现。希望发现真理，真理也好像就在眼前，已经看见曙光了，但就是有人捂住你的双眼。那时候心里非常悲凉。愤怒出诗人，这种挫折，能让人的思想丰富而且有韧性。

　　“当了管理者，我非常明白部下的创作追求，但同时也知道上级的审查要求。二者发生矛盾，我从中做协调工作，这时候感觉到的压力是最大的。”

　　这些年痛苦感越来越深了，“我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机构里从事创作是不太可能的，任何媒体对纪录片的独立性都构成损伤。自己所付出的心血与最后呈现的内容完全不成比例，有时候都有些伤心，我用的那些心人家能看得出来吗？”

　　他曾为自己开出150万的转会年薪，但终究没有挪窝儿。“商业力量的约束和体制的约束是一样的，或许还会更直接。也许我可以在另外的平台上，哪怕不是一个平台而是一个针尖，我也愿意站一下。我觉得随着网络影响力渐大，真有这种可能。这就是我对活着的价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