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之惑：煤老板为什么多富豪而少企业家

　　导语：曾经为中国十大商帮的“晋商”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讨论，尤其在煤老板正在“转型”的今天。

　　“如果煤老板和铁老板不算晋商的话，那山西现在就已经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了。”在山西采访之际，山西的多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在接受CBN采访时这样认为。

　　曾经有人总结，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这种精神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三种精神构成了“晋商精神”。

　　尽管煤老板们自己也觉得他们确实受到了晋商的几种精神的熏陶，他们完全具备这些精神，但热议仍然未停。

　　“煤商为什么不是新晋商？我认为他们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春平看来，煤商的崛起是时代产物，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将之排除在新晋商的门槛之外显然不合适。

　　不过，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以《小民话晋商》的作者、经济学家梁小民为代表的“否定派”则公开表示：“昔日乔家大院乔家的节俭、诚信是晋商精神的代表。今天的山西较大的商人大多为煤老板，奢侈浪费成风，已丢失晋商精神，不算晋商。”一掷千金购豪华轿车和整栋别墅的煤老板近几年频频以暴发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眼中，而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口诛笔伐。

　　起源于盐商的晋商

　　历史几乎又在重演。曾经在数百年之前，明代在长城边关设立的九个边镇中，其中三个最大的边镇：宣府、大同和山西都在今天的山西范围内，另外一个边镇延绥(今榆林)也在山西和陕西的交会处，这四镇占了边关总兵力的45%。

　　如此多的军队驻扎在这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士兵的吃饭如何解决，于是明政府推行了边关屯田。后来发现根本推行不下去，在雁北这样缺水的地方靠屯田解决军粮，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于是政府又不得不利用商人往边关运粮，而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关，换来的不是钱，而是盐引的批文。

　　盐引便是晋商起家的开始。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获利极高，政府没钱给粮商，就只能给盐引，不过这成全了粮商的生财之道，一个通俗的解释是，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的战争投资。

　　中国有几个产盐的地方，一个是沿海的海盐，一个是四川的井盐，再就是宁夏和山西解州的池盐，晋商一开始就是靠贩卖池盐获利而起家的。

　　明末的时候成了这些“盐商”发展的顶峰。但毕竟贩卖池盐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当边防战事结束，这些军队开始调动到其他地方的时候，“盐商”便要寻找其他出路，于是这些“盐商”将之前所赚的钱“累计起来”。开始出现票号。

　　以日升昌票号最有名气，它的分号最多、业务最大、信誉最好，在当时有“汇通天下”之称。发展到后来，清朝的官僚、豪绅、地主、走私商人以及鸦片贩子都用票号兑汇，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山西票号的业务更加拓展到代户部解缴税款，为政府筹借、汇兑抵还外债、承借、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甚至卖官鬻爵，行贿赃款都由票号过局。

　　这些商人进取、敬业，讲究礼数，相互帮扶，形成了当时一股不可或缺的“企业家”力量。

　　煤老板离“新晋商”还有多远

　　今天，山西最多的不是盐商，而是煤老板。

　　而有趣的是，煤老板们未来要走的路，依然与金融有莫大的联系。

　　山西煤老板发达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他们真正积累起巨额的资本只是几年间的事，这主要获益于那个阶段煤炭价格的异常飙升。不过，今年开始的山西煤炭重组，几乎又是转瞬间阻断了煤老板的致富路。此次整合，也许意味着煤老板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山西此次的煤炭资源整合政策，没有几个煤老板能达到条件。

　　据此次山西省政府煤炭重组的改革设计，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2012座煤矿要被兼并重组。

　　山西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在接受CBN采访时介绍，上半年已经有150亿~160亿元资金从煤炭领域退出，进入到其他行业。但据CBN记者在山西调查，其中有一大部分资金进入了小额信贷领域。尽管此前山西省政府为了引导这些资金，出台了一系列比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机会，但谨慎的煤老板似乎并不认可。“现实逼迫着这些煤老板开始转型，小额信贷或许会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出路。”山西社科院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CBN采访时说。

　　中国民间融资著名的“平遥模式”的主要实践者，山西晋源泰小额信贷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士恭挖了20多年的煤，花甲之年重开了“山西票号”。晋源泰小额信贷有限公司最初4个股东每人400万的资本，11个月下来纯利144万。

　　直到2008年5月，银监会、央行推出的23号文，即《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山西省便确立了做大小额贷款的系统工程，即“原则上一县一家，成熟一家批一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扩大到2~3家”。于是，小额信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

　　“其实最开始也没有想到小额信贷公司，本来想做成公益性的组织，但后来想了想，要发扬曾经晋商的那种传统，有信有贷。”一位小额信贷的股东这样对CBN记者表示。尽管对于煤老板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但在山西采访期间，不容置疑的是，很多煤老板为当地做的贡献并不在少数，所不同的是，由于资源价格暴涨，这些人更多的是小心翼翼，不愿面对陌生面孔。

　　路径依赖

　　致使企业家匮乏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刘建生指出，“末期晋商排斥新生事物，不愿进行风险性大的投资，最终没有形成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型”。这就是百年以来晋商的成败得失，成在于不断创新，败则在于其严重的“路径依赖”。

　　今天的山西煤商也似乎正在丰厚的资源面前和山西省长期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定位中产生越来越严重的“路径依赖”。多年来，山西民营煤炭企业通过挖煤、运煤和炼焦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已经在国家的产业调控和环保政策面前遇到了严峻考验。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山西的其他产业似乎距离成熟遥遥无期。

　　而山西大学教授刘建生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娘子关外大办洋务，招商集股兴办实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晋商依旧规避在清廷的卵翼之下，热衷于求田问舍、窖藏金银、官款汇兑和异地货物的倒腾。他们习惯于这样的模式，路径依赖使他们向实业资本转型迟缓，错失了发展良机。”

　　尽管现在的山西省政府大张旗鼓地在做转型工作，但是否能摆脱这种路径依赖的怪圈，很多人仍然在观望之中。

　　“晋商本是盐商，全因退出与浙商海盐的竞争另创票号而开启了500年辉煌的基业。”山西的一位地方煤监局长认为，“今天的煤，以同样简单的方式造就了一大批新的煤老板。”但他希望的是，昔日由盐促成的晋商群体的出现，今天仍然能重演成由煤促成新的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经济学家钟朋荣建议：“新晋商的发展和崛起必须做到几个方面的创新，首先是产业创新，地上地下资源齐开发。与此同时，融资创新、信用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是新晋商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