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 从棉纱大王到红色资本家(4)

    选择共产党

　　多年来，研究近当代中国史的外国学者都在试图解答一个疑团——1949年前后，上海资本家们为什么会普遍离弃国民党、投向共产党？

　　1949年5月25日那个早晨之前的日日夜夜里，对于未来出路，荣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荣德生父子在这一时刻的抉择，使其之后的命运成为半个世纪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写照。

　　抗战胜利时，荣德生欣喜万分，却对政府接管日本纱厂提出异议，“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很快，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政府收罗逆产这么简单了。接受敌伪产业加上美国的经济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营资本在战后迅速膨胀，从交通运输到金融、能源、机械制造和粮油纺织，都组建了庞大的国营企业。这些企业普遍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生产恢复得很慢。政府还大力发展“与民争利”的轻工业：1945年，经济部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由宋子文的亲信掌控，而粮食行业的垄断公司——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则是孔祥熙的领地。

　　与此同时，棉纱、面粉行业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管制。到1947年12月，政府成立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完全恢复战时管理。因为原料和产品销路均被政府“卡”住，茂新、福新各厂后来只得靠为国民政府和军队代磨面粉为主要业务，尤其自“五厂公记”成立后，企业的产供销业务完全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流动资金几乎全靠未付栈单来维持。

　　本意再展宏图的荣家三股力量，只得放弃自创业以来“重积累”的扩展策略。1946年，仅申新二、五厂两厂一年就分红5次，荣家两房从中获利达30亿元以上，折合黄金11000两以上。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申新厂长赚了多少钱的故事。这些半真半假的传闻，自然招来了贪婪的目光。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女婿外出，在家门弄堂至路口的转弯处，突遭人拦车袭击。匪徒出示毛森签发的第三方面军红色逮捕令，随后将荣德生强行架入一辆印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的小车里，劫持而去。

　　棉纱面粉大王被绑票的消息走漏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淞沪警备司令部和毛森均插手“破案”。荣家最后与绑匪商量以50万美元赎回荣德生。交款当日，正当荣家带着两皮箱美钞等着交易，稽查人员忽然从天而降，搜走巨款，随即发还。第三天，警备司令部再次上门取走50万美元，次日晚荣德生被绑匪雇车送回家中。之后，军警接连向荣家索取破案“酬金”共计60万美元，分摊酬金的申新各厂只得靠出售棉纱的价款来支付。种种证据表明，淞沪司令部与上海滩第一绑票案脱不了干系。

　　时隔两年半，荣宗敬长子荣鸿元因“私套外汇”又遭牢狱之灾，被扣押77天，前后被勒去财物折合50万美元。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紧急处分令，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等罪名逮捕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其中华侨王春哲因把存款汇到纽约被处以死刑，官方广为宣传，说是“杀鸡儆猴”。外国驻华报纸评论：国民政府出现“反企业家”的倾向。

　　荣德生四子荣毅仁在上海解放3个月前被控“贪污罪”，被法院勒索黄金10条、美金5000。更令他悲痛的是，决定去港台发展的三子荣一心赴港途中坠机身亡。

　　接连发生的牢狱之灾，军警法庭的敲诈勒索，国家垄断资本的野蛮扩张，使得荣德生、荣毅仁父子逐渐对南京政权失去了信任。抗战后日益尖锐的官民经济矛盾，最终将这对父子推向了共产党这一边。

　　中共一度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上摇摆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逐渐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政策路线：把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商”利益集团区别开来，将其定性为“民族”的，宣称愿与之合组联合政府，从而成功地分化了社会富裕阶层，博得了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

　　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就利用各种公开、半公开的方式与工商界接触。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举行茶话会招待产业界人士。为防止机器设备和资金外流，恢复生产建设，以及充实革命部队中的经营管理人才，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政权迫切需要留住一批资本家。

　　对实业大亨荣氏家族的统战工作，成为地下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荣德生创办的公益小学从1947年9月起，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秘密的机关所在地。地下党员薛明剑通过她父亲(荣德生的老部下)，向他宣传中共对工商界的政策，已向中共靠拢的钱孙卿父子也去做他的工作。

　　荣德生心情很矛盾：一旦离开大陆，毕生事业将去之大半。作为赤手空拳打江山的创业一代来说，这样的结局毕竟很凄凉。年轻的荣毅仁也很彷徨，若一走了之，到海外很可能就是做一个寓公，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

　　对于荣毅仁此刻和之后的选择，计泓赓个人感同身受。上海解放的前两三年，她不满20岁，在《大公报》就职，是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上海小姐。因为朋友的影响，经常能看到秘密流传的进步刊物，1948年夏，她和另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解放区。“那时，真觉得被一个更伟大的使命所激动的幸福。”

　　这种源自信仰的幸福感和崇高感，对刚入而立之年、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的荣毅仁来说，一样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荣毅仁精神上非常苦闷，然而每当夫人杨鉴清抱怨如果他当年不留下来，一家人不至于遭此境遇，涵养一向很好的荣毅仁就会朝她雷霆大发——“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差别！”

    红色资本家是怎样锻造出来的

　　1949年，33岁的荣毅仁肩负起管理家族在大陆余下产业的责任。这位原本在荣家二代中并不突出的二房四子，成为荣氏家族百年历史上最富传奇的人物。

　　进城之际，擅长统战的中共政府尤为注意团结工商业界，不仅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倡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给予种种扶持和优遇。不少原本已逃往香港的老板，放不下留在大陆的产业，纷纷回来。在中南局赴港统战人员的工作下，李国伟于当年12月把“申四福五”系总管理处迁回内地。

　　分任市长、副市长的陈毅和潘汉年一登场就给上海工商界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这些有着戎马生涯的红色官员，明朗豪爽，生气勃勃，与企业家们往日熟悉的充满陈腐气的国民党高官形成鲜明对比。

　　考虑到荣家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国内外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对留在大陆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尤为关切，对年轻的荣毅仁尤其刮目相看，希望他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被视为新政府和工商界“桥梁”的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著名“红色小开”盛康年常常找荣毅仁吃饭聊天，向他宣传党的工商经济政策。荣毅仁每遇资金困难，总能从主管私营企业贷款的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更舵那里得到帮助，孙后被戏称为荣的“财神爷”。

　　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荣德生心绪烦乱。不断激化的劳资冲突，也令他心力交瘁。1952年，他怀着复杂的心态离开了这个纷乱的新世界。

　　1951年3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曝出资本家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勾结官员以盗取经济情报的大量问题，上海地区尤为严重。解放初期权钱交易的泛滥，一方面是因为政策的宽松，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轰轰烈烈进行，行政权力广泛介入到经济生活之中，几乎所有大订单都来自党政部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立马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

　　一年后，一把针对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物、反偷工减料”的熊熊大火烧到黄浦江畔。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运动。

　　荣毅仁一开始是有抵触情绪的。根据军管会的精神，上海民建分会会员被分成6组，限期10天之内坦白交代违法事实。一份报告称：“大资本家荣毅仁、吴蕴初、刘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请仍不参加小组，坦白书亦未送民建会。荣毅仁、经叔平等并书面声明，绝对‘不能’经常出席(会议)。”

　　随着运动升级扩大，从未见识过“革命威力”的工商业界很快陷入巨大的恐慌。杨奎松在《上海五反运动情况》一文中披露，“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到4月2日，荣毅仁已如坐针毡，一早跑到事务所去等开会通知，打电话到市工商组，原来通知送到他家里去了，等他赶到会场，已经迟到半个小时。

　　在互评互助会上，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坦白罪行”。最初，荣毅仁交待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因数额巨大，他只得向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建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对“五反政策”的调整方案。新方案特别提到，“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郭棣活、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保护过关的政策。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后，把荣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毛泽东大笔批复：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

　　经过这场运动，资本家再也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了。在压倒一切的人民专政面前，交出企业是惟一的出路。之后几个月，各地资本家纷纷要求公私合营，或抵厂还款。一场原本计划需要1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随后几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

　　1956年1月20日，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那天的联欢晚会上，荣毅仁清唱了一曲《草桥关》，讲的是东汉刘秀赦免功臣姚期父子的故事。

　　这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不少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地把自家产业送去“公私合营”，晚上躲在家里抱头痛哭。曾帮助荣宗敬摆脱宋子文“国有化”企图的陈光甫，得知自己一手创办的上海银行在职工大会上通过公私合营的决议后，激忿不已，与来港向他汇报的总经理大吵一架，决意不再回大陆。后来，他在香港、台湾又另创上海银行系统。

　　荣毅仁内心也很挣扎，在薄一波的回忆中，周恩来谈到荣毅仁时曾说过：“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计泓庚曾向荣毅仁求证过这一细节，“他回忆说自己没有流泪”。

　　之后，中共中央有步骤地把一批有名望的资本家吸纳进政府，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荣毅仁的上升更是一路绿灯：先全国人大代表，后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调任纺织部副部长。在种种力量的助推下，荣毅仁逐渐化身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殊政治符号。

　　“顺应时代发展，把握自己命运”是毛泽东50年代送给荣毅仁的一句话。曾年少气盛、说过“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就是投降”的荣家少爷，后来公开自我检讨，说“现在要举起双手拥护共产党”。

　　1957年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荣毅仁在接受上海报纸采访时，表示要改变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还引用了陈云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转变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惟一的道路”。

　　在后来越发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荣毅仁变得日益谨慎，从不轻易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他后来创办中信的经历来看，他对经济规律有很清楚的认识和把握，眼光和心态相当开放。而对国家经济生活中种种扭曲的怪现状，他始终保持着沉默。

　　相比其他资本家，荣毅仁一家是相当幸运的。历次运动中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从“三反五反”、“荣盛小集团”，到后来的“文革”，都被中共高层列为重点保护对象，或“保护过关”，或“从轻发落”。“文革”期间，政府机构瘫痪，周恩来特别找到纺织部党组书记，反复叮嘱要力保荣毅仁：“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

　　在目前公开的所有关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料中，都没有提及政府在公私合营中对荣家实行的具体方案。然而，从荣智健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可一窥真相——“家里有很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凯迪拉克，后来换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300。”那时，国外打拼、扎根的荣家亲戚都十分羡慕荣毅仁一家在上海的优渥生活。

　　荣毅仁的姐夫李国伟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主持的宝鸡申新四厂，是荣氏企业中最早和地方政府实现公私合营的，“文革”期间，他本人受尽折磨。

  　无论怎样，中信不会破产

　　“文革”后，如果不是一个伟人的决定性的复出和卓越的眼光，作为符号的荣毅仁的余生可能只是在平淡中度过。这个人就是三落三起的改革家邓小平。他的点将，让荣毅仁得以重新回归企业家角色。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猪鬃大王古耕虞、钢铁大王胡子昂、新民机器厂创始人胡厥文等工商界五老座谈。他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他们的意见。据原中信香港董事庄寿仓回忆，“五老”中有几位要求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惟独荣毅仁提出了吸引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

　　邓小平很感兴趣，让他写份报告。赋闲十多年的荣毅仁异常兴奋，他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以“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实现四个现代化”。

　　事实上，荣毅仁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私人企业。荣家在晚清和民国的经历，使他对官商不分的弊端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中央的意图——这只能是一家国有属性的企业。

　　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是一个奇特的公司：荣毅仁挑选的核心团队由一批老资本家和新中国的高干子弟组成：王兼士、吴志超、吴光汉、雷平一、杨锡山、经叔平(后创办民生银行)，叶剑英的侄儿叶选基，王震之子王军等。

　　这多少可以解读出中信的若干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公司遵循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规律和经验，尽管这些经验可能已经过时；此外，它不仅是一家国务院直辖的企业，还拥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这将为之后的各种制度突破提供某种特殊通路。

　　公司注册资本是2亿元，因为国家财政困难，改为1亿，第一次只拨了2000万，荣毅仁自己“借”了1000万给政府。产权一开始就成为敏感话题：当时外界传闻是荣毅仁投资的，以至于电影明星赵丹有次碰到著名的荣老板，也好奇地问起产权归属。当时中信第一财务部经理闵义民这样回答他：“公司没有荣毅仁的股份，他把钱借给公司不是个人投资，公司到时会如数奉还。”

　　荣毅仁很快就表现出卓越的商业才干。在封闭已久的红色国度，他使用的资本主义金融手段之多、手笔之大，让当时许多高层人物惊诧不已：1982年，以中信名义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率先搞房地产开发，接连建了北京的商业地标——国际大厦、京城大厦，然后在全国各地投资兴建饭店、宾馆、高档写字楼；1981年从日本租小轿车400辆……荣毅仁也喜滋滋地自称“包龙图”(无锡官话，音同“包弄大”)——是个喜欢弄大事的人。

　　国门初启，党内路线之争依然存在。在保守派眼里，对外窗口试点的中信像一部“无轨电车”令人不安，总想把它纳入他们的管控体系。每当阻碍很大时，荣毅仁就向邓小平“打小报告”，寻求支持。多年的体制内生存，使他掌握了调和部门之间复杂关系的技巧。计泓赓在《荣毅仁》一书中披露，为了公司的一个大方案得到支持和理解，到了春节和元旦，荣毅仁和中信副董事长、总经理往往分头或联袂出马，与相关部门联络恳商。

　　这是荣毅仁后半生最辉煌的14年，也是他最充实、心情最畅快的14年，他实现了一个企业家的价值和使命——创办了一家巨型企业集团，引进了巨额外资，促成了一桩桩大项目的实施。可以说，荣毅仁成就了中信，中信也成就了荣毅仁的后半生。他之于中信首先具有符号意义，中国政府借此对外传递改革开放的决心。正如《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一篇文章指出：“无论中信公司的试验产生什么结果，这家公司是不会破产的。因为，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倘若它真的破产了，也就意味着中国开放政策的失败。”

　　荣氏家族子孙众多，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港澳地区，大多延续着祖辈道路，在实业界颇有建树和影响力。

　　1986年，邓小平提议，乘荣毅仁70岁生日和金婚之际，由中央统战部和中信党组邀请，组织荣氏亲属回国观光。浩浩荡荡的2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彭真的接见。对一个家族的海外亲属接待规格如此之高，这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大团圆后，荣毅仁的侄女、德国著名商界女强人荣智美就开始为中信的矿产项目四处奔走。之后，荣家后人陆续回国投资。

　　1993年，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直到他去世，人们才从中央发布的悼词中读到一条隐藏多年的信息——这位红色资本家已于198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考文献：《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荣家企业发展史》(许维雍 黄汉民著 人民出版社)；《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美］费维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荣毅仁》(计泓赓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建国前后中共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杨奎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