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丽布莱尔：我的工作是律师 不是评论员(3)

　　南方周末：假如你不是首相夫人，你的职业生涯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

　　切丽-布莱尔：的确，因为我的丈夫是首相，有些工作我就不能做了，原先保守党执政时，我曾给政府打过些官司，但是当我丈夫执政后，我就不再接政府的官司了，我倒是可以接那些反对政府的案子。在利奥出生前，我就父母亲产假的问题质疑了政府。政府没有给新生儿的父母以足够的产假，而这是他们的权利。在利奥出生前一周，我还在为这个案子辩护。很多报纸就此做了大幅报道，“布莱尔夫人对阵布莱尔先生”。我起立向大法官致意，法官说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我可以坐着说，但我坚持站着说。因为起立辩护这是传统。几天后，利奥就出生了。

　　南方周末：作为律师同行，怎么看希拉里的成功？

　　切丽-布莱尔：我很欣赏希拉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事业，就是努力提升全世界女性的生活。她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过程让我印象深刻，当她提到天花板上一千八百万个窟窿的时候，她直截了当证明了，女性可以当美国总统。我相信有一天，美国会有女性总统的。

　　20世纪70年代，律师行业里女性仍是少数。我当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个聪明的女孩，是律师考试的第一名。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说“只要你做得好，没有什么你做不成的事”。这也是伦敦政界一直强调的一点。直到我进入律师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明显的劣势，因为我是一个女孩，我只有21岁，看上去像12岁。并且，我上的是公立学校，出身于工人家庭，可能我并不拥有那种社交上的优雅礼仪。你走进一家公司，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不接受女性。你只能说：“好吧，就这样吧。”在我工作的地方，老板要在我和托尼间作出选择，他很干脆地说：“你是女孩，他是男孩，很显然，我们要男孩。”当我进入法庭工作时，我是那里惟一的女性。

　　南方周末：布莱尔卸任后，你们和克林顿夫妇还有往来吗？

　　切丽-布莱尔：有，一直有。克林顿卸任后，我们就一直和他们保持联系。在希拉里竞选时，我常常给她发短信。我觉得她为女性做了巨大的贡献。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短信？

　　切丽-布莱尔：主要是说我觉得她在竞选中的表现有多么好。她现在作为国务卿，我仍然认为她做得好。她把女性权益在美国的地位看作是自己工作中的头等大事。

　　南方周末：你听到克林顿的绯闻时惊讶吗？

　　切丽-布莱尔：我感到很难过。要在公众面前暴露私人问题，我想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终于能决定窗帘的颜色了

　　南方周末：还住在唐宁街10号的时候，你就为离开后的住处发愁，你和布莱尔先生都有很高的工资，为什么还要为买房发愁呢？

　　切丽-布莱尔：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像上海一样，伦敦的房价也在不断上涨。关键还在于，它呈现的趋势是还要继续上升。1980年我们赶上了房价上涨的行情，然后我们把第一套房子的获利投入到第二套房子里，然后第二套的投到第三套里。可是当我们卖出第三套房子的时候，原有的利润没了。我们把它兑成现金存在账户里，后来价值由20万英镑贬到了17万英镑。我于是决定买一套房，但就在这时，房价又飞速上涨。

　　还有一个原因，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中，首相落选后，他们必须立刻离开唐宁街10号，就像当时我们是24小时内进入唐宁街10号一样。在1997年的时候我也不确定会怎样，2001年到2005年，我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不能预知选举的结果，那是民主的事情，民众来决定这一切。如果我们输了竞选，那我们就真的会变成无家可归的人。当然，我和托尼可以住酒店。但是，你还带着四个孩子。作为母亲，这总成为我惦念着的一件事情。我们得找个地方住。

　　好在，我们现在的确有个可爱的家。十年间，我都住在一栋不属于我的房子里，里面的家具不是我的。就算我不喜欢，我也不能改变里面的房间布置。现在我们总算有了一栋自己的房子。我可以和我丈夫争论用什么窗帘。最终，昨天晚上，尽管他不太喜欢我要的窗帘，但我说，我们还是要这个，因为这是我说的！在唐宁街10号可干不了这些！

　　南方周末：在英国像你们这样收入的家庭是买房还是租房？

　　切丽-布莱尔：在英国，我们的传统还是买房。

　　南方周末：布里斯托房产案对你伤害大吗？

　　切丽-布莱尔：我觉得最大的伤害是这个案件对我丈夫的工作形成巨大干扰。他为伊拉克战争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事件持续了很久，给他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同样，对我的孩子来说，这事也让他们很不安。

　　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本应该让丈夫和孩子的生活变得更轻松，而不是让他们如此为难。但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这一切。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件事情中搅着很多事，我当时正经历流产。我有四个孩子，可能失去第五个孩子并不是什么大事，但事实上，每一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这都是个巨大的打击，让人十分悲伤。而我的大儿子正要去上大学。

　　但我记得我去上大学的时候，我贫穷的母亲带我来到伦敦，她哭了，我觉得十分尴尬。现在当我自己的儿子要去上大学的时候，我明白了我母亲当时为什么哭了。因为那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当孩子进入大学，他当然还是你的孩子，但他们更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孩子们没有选择让他们的父亲成为首相

　　南方周末：离开唐宁街的时候，你们难过吗？

　　切丽-布莱尔：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难过的……不管怎么说，我丈夫是选择辞职的，很多政治家没有选择辞职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一个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