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强国梦”在曲折中崛起(2)

　　1960年中苏关系交恶之后，中国关闭了与国际开展经济合作的所有管道。一直到1972年，邓小平、陈云等人短暂复出，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当时，动用51.8亿美元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项目。这一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把重点放在民生产业——与“吃穿用”相关的化纤、化肥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18个，占全部投资总额的63.8%，而且大半布局于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带。它们都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为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据杨小凯的分析，1972年的这次进口工程在日后发展为一种进口替代战略，它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的中期。不过，杨也进一步指出，这种战略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来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创造的新工业化模式，成套的新设备及新技术被大量引进，但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财产权结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却仍然被视为洪水猛兽。

　　1978年之后，率先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来自日本。1978年10月22日，刚刚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邓小平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企业和鼓动日本企业家赴华投资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从此，大量日本公司相继进入中国，它们把数百条家电生产线向中国输出——这些生产线基本上都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货，不过却很适合萌芽的中国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业的再造从一开始就是全球产业梯级转移的结果，而影响最大者，就是日本企业。

　　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而美国公司及其资本大量进入中国，互联网经济、华尔街的投资家、德鲁克的管理思想等等，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企业家。

　　国有资本的兴衰进退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国有资本始终具有决定性角色与地位，这是一个无比顽强的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当新政权诞生的时候，国有资本的强势已是一个基础性前提，日后发生的事实无非是，进一步的强化及垄断。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1952年7月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又相继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等机构，这些机构均下设至县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封闭、垂直式的计划管理体系，这是一只无比庞大、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1956年，随着私人工厂的“绝种”，国有及集体企业成为惟一的企业生态。

　　在雄心勃勃、严密的计划体制下，所有的工厂都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国家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植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微观层面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这种体制的优劣在日后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强大的计划性大大提高了资源聚集的能力，能够以 “举国之力”办成大事，而它所必然带来的则是低效率、浪费和反应迟缓等等病症，与计划经济并蒂而生的两个景象是官僚主义和短缺经济。

　　1978年之前，中国有过两次重大的企业项目建设运动，一是苏援“156项目”，二是“大三线建设”。

　　1964年夏季之后，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及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中央决策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据此，决定把大量工厂从沿海搬迁到西部内陆的 “三线”地区。工厂的选址以“山、散、洞”为原则，就是工厂要建在深山沟里，布局要分散——当时的说法是，要像“羊拉屎”一样，再则，就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战结合”，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累计投入资金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由于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上马十分匆忙，规模非常庞大，加上政治动荡、管理混乱等原因，浪费和损失很惊人。

　　在国营企业领域，工厂没有生产积极性，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滑坡十分惊人。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得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高达一半左右，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整个工业领域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在1976年，生产一千瓦电所需要的投资，竟比1966年要高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则高将近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则超过40%。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一个艰难而颇多争议的主题。在1998年之前，国企改革的主题是“放权让利”，其后则开始了产权改革，随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转变“身份”改为民营，国有资本在能源型和资源型领域则形成了新的垄断态势。到2008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有35家，其中34家为“中字号”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利益集团与改革的三大关系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有一个词汇覆盖了所有的主题，它成为了无数热血国人的毕生理想，这就是“强国”。“强国”的急迫，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焦虑，有时候甚至显得迫不及待，在一条道路还没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时候，都不惜铤而走险。在很多敏感关键的时刻，渐进式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反动”，颠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为了全民性的选择，百年春秋，闹剧、悲剧与喜剧交织上演。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变革路径，从而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出口增长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从 4.6%上升到26.6%。最据对比意义的是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总量比较，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2009年的今天，很多学者预测，到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将超过日本，从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一个更让人惊讶的预测是，如果中国能够始终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在二十年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80年的时候，超过美国而成全球第一。

　　六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在这些利益调整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三对关系：

　　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在共和国的一甲子中，经济的高速成长及财富之积累，并不完全基础于市场化的推动，譬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2%——这个数字与1978年到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中国的钢铁可以在一年之中 “跃居”全球第二。但是，计划体制下的任何积累都要付出巨额的代价并产生惊人的负效应，国民经济要持续、均衡地发展，则必须依赖于市场化的改革。

　　国强与民富的关系——“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联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未来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赶日超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跃进”。

　　大企业与好企业的关系——在当今全球的500强企业中，中国大陆企业已占到35家，中石化更是跻身前十强。但是这些入榜企业是否就代表了本轮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诞生了伟大的企业？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它们大多产生于垄断行业。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曾论述：“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对大企业与好企业的重新思考，是当今中国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

　　如果我们再放眼得遥远一点，在过去两千年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长期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的大国。对威权的迷恋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历史性课题。全球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权力的贪欲确实是人类的最大敌人，如果没有制度性的约束，世上似乎没有一个民族、一种政权可以自觉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我们是否从这些教训中得到了应有的觉醒？

　　这些问题，在新中国成立60年到来的时刻一一浮现出来，我们将带着它们继续上路。我们有远大的前程，却从来被苦难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