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地王”与新公私合营之路(组图)

　　导语：民营企业得不到信贷与行政资源的雨露滋润，只能通过“傍央企大款”暗度陈仓。地王频频被央企拿走，显示在民营资本集聚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6月26日下午，中国电子集团旗下的成都中泽置业以19.6亿元的价格，竞得了北京“奥运村乡地块”。6月30日，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以40.6亿元的成交价，被有央企背景的中化方兴夺走。有超过100亿元央企资金在今年夏天进入北京土地市场。

　　其他各地同样如此，5月，绿地集团拿下“2009上海最贵地”，投资金额达12亿元；在广州，6月，广州城建集团竞拍下今年的广州地王，溢价高达154%；重庆，6月下旬，鸿恩寺地块经过80多轮竞价后，被保利地产以38.1亿元摘得；7月24日，保利地产以成都今年土地拍卖最高单价每亩1860万元的天价，拿下领事馆地块，购地总价逾12亿元。据不完全统计，5月以来短短两个月中，北京、广州等重点城市相继刷新历史纪录的单价和总价“地王”已达到13块，其中央企所涉土地款合计超过265亿元。

　　央企当道，民资沦为陪太子读书者，原因是央企“不差钱”。今年上半年大规模信贷扩张，央企夺得头筹，民企只得到5%份额；央企上市房地产公司能够将土地直接在资本市场获得高额溢价。另一个市场方面的原因是房地产成交量上升，导致房地产企业库存减少，而拥地较多的央企比民企更能抵御下行周期的冲击。

　　资金、项目、土地等资源集聚到央企身上，处于困境中的民企不能不随势而动。在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一些见势而为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正在发动“新公私合营”。

　　今年5月，浙江省绍兴市将市里面能够联系到的国有企业名单，下发到下面各县市区的政府部门，以及各重点民营企业。上溯两个月，绍兴成功组织了在北京举行的绍兴民企与央企对接会。绍兴市政府先后6次与国资委等相关部门联系，对行业契合度紧密的央企，逐一登门拜访，最终促成了“3月对接”。

　　新公私合营运动在倒逼中产生，如一些企业家所说，央企有资金、有项目，可以集团军作战，而民企有市场优势、船小好调头，类似于轻骑兵，如果将两种优势嫁接到一起，将是市场与资金的美妙结合。对于新公私合营运动的种种词藻铺陈，彰显了民营企业在资源调动能力上的捉襟见肘，他们得不到信贷与行政资源的雨露滋润，只能通过“傍央企大款”暗度陈仓。

　　冯仑领导的万通在2004年4月就与天津泰达合作，冯仑毫不隐讳他的“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观点。真正能支撑他观点的是如下数据，在2008年的演讲中，冯仑表示：“我们(万通)从资本规模来讲，去年(2007年)在135家A股房地产公司当中排名第16位，现金排名在第5位，环渤海地区是第1位，这个都跟傍大款的过程有关系。”

　　冯仑的榜样是王石，万科的大股东是央企中颇具实力的华润集团。近日宁高宁率领的著名央企中粮集团入主蒙牛，也是老牛牛根生为摩根士丹利等外资所迫的结果，中粮救了蒙牛，延聘了蒙牛的团队，打通了这家农业公司巨头的乳业渠道。

　　新公私合营运动是形势逼迫下的产物，民营企业急于做大做强，不得不借用大型国企的力量，而国有企业为了占据现有的市场，希望并购或者纳入具有竞争力的民企。新公私合营运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引入国资成为大股东，另一类则是彻底被国资控股，戴上了红帽子。前者如万通，并未让国资成为控股者，不过是借力打力；而后者则被收编入国企的集团军中。历史让人唏嘘，老一辈企业家张瑞敏、宗庆后等好不容易摘去的帽子，现在民企自己又乖乖戴上了。

　　新公私合营运动有两种可能的路径，如果民企资源环境继续恶化，所谓新公私合营就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营企业生产方式的卷土重来；但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国企深化改革，那么与民企的合作将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契机。

　　把中国的新公私合营与美国政府对企业的救助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美国不存在国企独掌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土壤，政府资金的介入是金融危机的特殊产物，在经济萧条时短期出现。而我国则是制度性的资源分配决定了民企的傍大款行为，是经济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