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 在V城致文学同代人

　　导语：与港台作家聊天，“董启章”是一个时常被提起的名字，从《天工开物》、《时间繁史》到目前还遥遥无期的《物种源始》，董启章闷头在家写了一部比一部厚的小说。原以为他像大多数香港作家一样，专注个人写作不管窗外事，没想到在刚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上，董启章发起吁请香港特区政府建香港文学馆，还在书展里连开两个演讲发表建馆的必要性。

　　作为作家，《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被认为是董启章赠送给香港的礼物；作为社会活动分子，他还是希望香港文学能突破香港区域限制，在华语圈获得更多的认同，他倡议下的香港文学馆，在理想中应该能成为推动香港文学发展的根据地。

　　“在香港，靠文学为生、出名是天方夜谭。”

　　董启章的新作是《致同代人》，昔日的“同代人”在V城(董笔下的香港代名词)已转型成当红文化人，或者是拿着高薪的象牙塔中人，也或者不知道流落到了哪里……这些同代人的遭际是V城文学青年的必然命运：“其实大家都知道，在香港，靠文学为生、出名是天方夜谭。”董启章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坐在面前的董启章十分平静，“如果称我为小说家，对我来说会有点不自在。你在香港如果站出来大声说，‘我是小说家’，肯定有人会嘲笑你，‘你是谁啊？’小说家这个身份或者文学，在香港是得不到认同的。人家听你说是小说家，会问你写什么类型？武侠还是科幻？他们都是从通俗文学的方式理解小说创作。如果你说，你从事纯文学写作，他们就会不理解，‘还有人在写这种东西？’”正因为文学在香港从来都是那样边缘，所以就算只有几百个读者也不会有太大的失落，“反正不希冀有太多人看你的书，从这方面讲，我比台湾骆以军他们要幸运一点。”当然这里的幸运，也只是自我安慰。“在台湾，跟我同代的那些作家见证了文学衰落的整个过程，我能想像得到他们的压抑。前辈的成名作家曾经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但到了他们这一代，文学慢慢变得不太重要，而再年轻一辈，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文学理想了。”“他们有一个文学理想失落的过程，而我们香港这里从来都没怎么好过，所以大家心态反而比较好。香港作家从一开始就没有幻想通过文学创作会得到什么，我们都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

　　董启章的话听上去有点自欺欺人，毕竟对名和利不会有人拒绝。在曾经银行账户经常只剩下100多港币的日子，如果能得到一个文学大奖，总归可以死撑一段时间。所以当年莫言拿走香港红楼梦奖的时候，不少人嘀咕，这30万港元对莫言没啥意义，但董启章就可以靠着这笔钱过好长一段日子。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董启章和他的同代人生存状态并不太好，但他对未来是乐观的，“台湾的作家们非常担心文学慢慢死去。我们不这么认为，反正文学一直就是这样子，而且依然有年轻人不断加入文学创作队伍中来。这几年，文学爱好者慢慢多起来，年轻人对文学也更加活跃。香港有一些年轻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不同的东西，出于这种动机他们爱上文学，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我们需要做点事，理解、整理、推广香港文学。”

　　谈起前辈，董启章还是流露出一丝羡慕，“上一代的文学风气要好一些，当时还有一些文学刊物、同仁杂志，读者也蛮多，至少文学杂志都有几万份销量，这是很厉害的数字。”而大陆作家丰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也早有耳闻，“大陆的市场很大，作家怎么样都能活，作家有不同的渠道获得利益。”

　　当然董启章他们也并不是只有“反正就是这样了”的心态，“在香港，作家的工作非常个体化，其实对文学也不利，大家只专注个人写作，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文坛，让大家聚在一起。”也正因如此，至少内地读者对当代香港文学是异常陌生的。谈起香港文学，除了金庸、亦舒、黄易等通俗作家以及一批专栏作家，就像董启章自己迷惑小说家身份一样，香港真的还有纯文学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除了董启章，还有黄碧云、韩丽珠、叶辉等等，“但就是没有多少人知道，”董启章说，“很奇怪的是，香港本土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小说，所以我们的作品都是在台湾出版，相对台湾对我们比较了解，内地读者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除了这个原因，更重要的是香港作家过于自我，而且没有一个团体帮助推介文学，这就是我们发起成立香港文学馆的重要动机。”“大家渐渐觉得，我们需要做点事，理解、整理、推广香港文学。”

　　建香港文学馆是本届香港书展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些平时很少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作家们穿上统一的文化衫，高呼“香港需要文学馆”。“用文学馆凝聚一群年轻人推动写作，理解香港的故事和经验。”“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机构把香港文学和其他地区作交流，所以香港文学尽管也属于华语文学，但它与内地文学的交流几乎为零。因为没有一个代理机构，香港作家也不会跑到内地去宣传包装自己，所以没办法让别人了解香港到底有什么作家。”

　　广泛意义上的华语文学应该包括内地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马华文学和海外写作等，从空间上看华语文学可以像英语文学那样形态、内容非常丰富。但在现实中，华语文学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华语文学如果只有内地这一块，其活力就会丧失，不同地方的写作经验、生活经验可以丰富华语创作。当代英语文学能保持活力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他们除了英国文学外，还有爱尔兰文学、前殖民地文学先后兴起，推动了英语文学的发展。华语文学也可以这样。”不过，华语文学的交流直到现在才慢慢起步。

　　“写《物种源始》，太恐怖了。”

　　董启章是1960年代生人。如果有代际之说的话，内地、台湾、香港、马华地区分别诞生了一批知名60年代作家，比如大陆的毕飞宇、台湾的骆以军、香港的董启章、马华的黄锦树。相仿的年龄，各自不同的出生背景和成长经历，拼贴成一幅绚丽的华语文学地图。在《致同代人》中，董启章用文字想像着和他们进行文学的对话。

　　董启章的文学之路始于1992年，当时他在读研究生，“1992-1993年，香港《星岛日报》开设了一个文学副刊。这个副刊在香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它每天一个文学专版刊登年轻人的来稿。包括我在内很多没有写作经验的年轻人都在那里写作，这对年轻人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董启章说，与内地相比，香港提供给年轻人的写作机会非常少，“就算是现在，我在香港也没有空间发表1万字的短篇小说。”

　　董启章最畅销的小说可能是校园题材的《练习册》，“《星岛日报》的副刊关了之后，那个编辑办了另一份学生报纸，约我们写校园题材，没想到《练习册》陆陆续续一直卖了10多年，大概有七八千的销量吧。”

　　对于这个数字，董启章很满足，他的最重要小说“自然三部曲”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自2005年出版以来共卖了五六千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近500页的篇幅，30万字的分量。董启章用三代人的书，构造出V城三代人的历史。

　　在印象中，自用童话方式写香港历史的西西和用《香港三部曲》终结自己香港写作的施叔青之后，香港年轻人的写作越来越陷于自我和都市碎片化，“我也许是香港极少数还在写香港历史的年轻作家，但我不认为自己是本土写作，我只是想从香港本土经验出发探索人类的普遍问题。”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普遍反映是很好读，但董启章却并不满意，“写完第一部后，我还是觉得写得太自我了，格局也太单一，所以在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里，我把自我彻底去除掉了。”这样的努力结果是，上下两册《时间繁史》销量只有2000多册。“《时间繁史》是我的一个实验，用广东话来写大篇幅的深刻对话，这对台湾读者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知道这样写会影响阅读，但我一定要去试验一下，现在总算遂愿了。”

　　董启章是有野心的，这从他正在写作中的“自然三部曲”第三部《物种源始》规划可见一斑，这部构想中的小说至少有三册以上，最后到底会呈现什么面貌和厚度，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目前完成了《物种源始》的第一部分《学习年代》，已经写了40多万字。”“写《物种源始》，太恐怖了。太厚，太恐怖。出版社只要愿意出版就行，就算只有几百个读者也不要紧。”

　　香港对文学作家的诅咒是，要在本城当作家活下去，你就必须干更多写作以外的“勾当”。过去，董启章为供养家庭也干过不少与写作无关的活，如今为了写《物种源始》，董启章推掉了赖以维生的学校兼职教学工作，也不接任何一个专栏，“我要把想到的所有意念，全部写到这部小说中去，而不是分散在不同作品和专栏中。”

　　“我的写作一直很平静，所以我不觉得太辛苦。”受到董启章的激励，更年青一代的香港本土作家或者文学爱好者，甘于寂寞和物质匮乏地走在文学路上，当然更多人只是迷恋那种文学氤氲而已，而这总归会散去的。

　　还好，至少《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最快年底就能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了，而《物种源始》让我们继续想像等待。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