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真诚的学习来怀念季羡林

　　导语：季羡林先生于昨天辞世，享年98岁。尽管不少人还在为他的头衔所困，不知道该不该称他为国学大师，但是对他的学术成就和为人风范，大家都在深切怀念。他是学术传统断裂之前的真正学者，是上世纪留下的最后一位大师。

　　媒体回避头衔困扰的讨巧办法，是详细列出他的多项身份：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以及他曾经拥有的诸多任职中较重要的几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此外，不能不说，他精通12国语言。

　　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在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梵文、印度历史与文化等等，读者面并不宽泛，但是上述身份与职位，已经足够令人尊敬。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如此博学而又勤奋的学者，已经成为绝响。因此，毋庸置疑地，人们对他的怀念中难免包含着对当下学术体制的反思。

　　人所共知的是，季羡林先生曾经推辞“国学大师”等头衔。很多人以为，这是先生的一种自谦。事实上，从学术上说，他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国学。尽管他曾涉猎敦煌学，但那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学。不过，作为受教育于上世纪初的学者，他的国学功底也许又不亚于如今某些专业学者，这是他至死也推辞不掉“国学大师”头衔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来自一种虚骄。国学成为一种光宗耀祖的学问，成为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意识形态的需要。细观季先生的学术成就，这恰恰是一个学人所要戒除的东西。

　　季羡林先生年少时问学于清华，师从学贯中西的陈寅恪等大师，产生了对梵文的兴趣，随后留学德国十年之久。他的第一个学术成就的高峰，正是产生在这十年之间，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知名学者的基础。从他无数次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严谨学风和西方的学术方法对他的滋养，甚至他对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偏僻专业的兴趣，也自称受到德国学者喜欢研究与自身相距遥远的东西的影响。

　　无疑，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爱之情，甚至提出以东方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来拯救西方文化的没落，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忽略，正是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铺平了他的大师之路。

　　自1949年到1978年，在人生精力最旺盛的二三十年间，受时代环境所影响，季羡林先生并没有太大的学术贡献，甚至一度卷入“文革”派系斗争之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年过花甲的他又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译著和散文。

　　他自言散文乃学术之余的闲笔，但正是这些著作，搭建了一位研究领域偏僻的学者与大众沟通的桥梁，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学术大师的人格风范。

　　季羡林先生并不是一位对现实政治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或观察者，也不是一位敢于以生命换取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是一位有良知的学者。他不仅提出了“学术良心”的口号，而且在“文革”中对胡适、陈寅恪等先贤的批判中，他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沉默。风烛残年之时，他写下了关于“文革”的回忆录《牛棚杂忆》，不仅检讨了自己的经历，也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季羡林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朴素，尤其是对待后学的平易近人，也成为从北大校园传到全社会的佳话。

　　学习季羡林先生一生中真正应该学习的东西，是我们对他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