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与救赎

　　导语：谁也无法否认，今天的中国，一个掌握了巨大财富、拥有广泛社会资源的阶层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或明或暗，或张扬或低调，或埋头于企业发展，或着力在社会建设。每个地方，无论一线城市，还是边远县市，都有着他们的身影，他们是当地经济的推动者，他们是高档消费的构成人，他们是各种募集活动的大头，在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或多或少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或许“新富阶层”再合适不过。文革中几被彻底扑灭的火种，在1978年重新燃起，30年后终成气候。他们不再是单位体制下的一颗颗螺丝钉，而是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他们不再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而是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把工人组织到生产体系中，为股东创造财富，为社会贡献产品，为员工提供就业。

　　他们眼光敏锐，他们善于把握机会，他们敢作敢为。然而，在一个刚刚从共产主义快速实现梦想中醒过来的国度，社会道德近乎真空，企业伦理无从谈起，相关的法律体系完全空白，加上庞大的国有经济挤压，他们只能从灰色地带中谋取第一桶金，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一直在高压线上走路，因为只有这里，才能找到财富。他们，带上了第一个原罪的枷锁。另外一拨新富阶层则抓住了“开放”的机遇，他们建工厂，招民工，接来大量订单，让民工们没日没夜地加班，以极低的薪酬和空白的福利换取了自己的财富。虽然他们所生产的，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零部件，甚至只是一道工序，他们在产业链上占据的只是百分之一的环节，然而在没有劳动法规约束，没有工会讲价的环境下，他们依然保持了极高的利润。而这也将成为社会指责他们的第二大原罪。

　　公允地说，我们把两大原罪生硬地加到新富阶层头上，还是有失客观。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国有经济的空前强大、转轨时期的各种法律空白、对官员贪腐的无能为力，都使得新富阶层们无可奈何，他们或者游走在边缘，或者屈服于压力，甚至同流合污，与权贵结为一体，共同分赃。而社会的所谓“仇富”心态，也大都出于此。这一切，有赖于包括新富阶层在内的全社会一起，推动政府的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推动法治的昌明和民主的制约，才能够真正洗脱掉原罪。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富精英们，无论是马化腾、张朝阳，还是丁磊、陈天桥，得益于法治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加上互联网与政府的远距离，他们的财富获得了社会更多的认同。

　　新富阶层另一个更为重大的课题，也是新富阶层的惟一救赎之路：通过自己的各种方式的努力，弥合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由此带给底层的普遍不公感，惟有如此，才能够洗脱原罪之名，达成真正的救赎。

　　在调查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新富阶层对于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83%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应该缩小贫富差距。剩下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做什么？

　　可以做的很多。首先，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和合法收入，工薪阶层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他们的收入提高、没有他们的社会保障，就没有公司的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在资本与劳动力的成本天平上，请你更多地向劳动力一方倾斜。这并不是恩赐，而是没有工会条件下的一种妥协。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工会代表坐在你对面，罢工迫在眉睫，你还能这样使用你的员工吗？

　　在社会大调节器—社会保障上，新富阶层也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中，承担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主要是个人所得税，但近几年的统计表明，富裕阶层缴纳的个税仅占个税总收入的20%(80%来自一般工薪阶层)，最具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财产税(房产、遗产、赠与税等)尚未征收。也许你会说，在现在的制度下，纳再多的税也到不了穷人手里，那么，尽力监督税收的去向，推动政府预算改革吧。更重要的是，新富阶层完全可以充分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去做更多救助底层的努力。最近几年，各种各样的企业慈善基金会纷纷出现，让我们看到了社会进步的真正希望。慈善和公益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在于，这是一门非常专业的课程，并非只是拿出钱来那么简单。许多慈善组织低效而又官僚，最好是自己亲自去做，借鉴西方慈善基金会的现代操作模式，招募专业的公益基金经理人，让每一分钱都真正用到底层身上，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还是引用一下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话吧：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新富阶层们其实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点，到那一天，或者是某个财富点，把企业交给经理人去做，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财富的管理中，更多地把财富用于慈善和公益，不是为了功利，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其中的无穷快乐。或许，这就是新富阶层的救赎之路，别无他途。

　　文：张东生 腾讯网专题评论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