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豪门“富二代”接力赛

　　导语：4月8日，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第二天，香港媒体继续关注这一事件背后的利益较量，而内地一些媒体已开始弹起“荣家谢幕”的论调来。香港一些百年家族企业的资产因金融危机而大幅缩水，但饱经沧桑的豪门们早已练就一套逢凶化吉的本领，目前的危机并没有重创他们，荣氏家族也是如此。

　　荣家远未谢幕

　　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今年4月8日，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香港媒体拍到了荣智健离开中信泰富后坐上汽车时木然的表情，第二天，香港媒体继续关注这一事件背后的利益较量，而内地一些媒体已开始弹起“荣家谢幕”的论调来。

　　现在说荣家退出历史舞台为时尚早。荣家产业超过百年历史了，其间遭遇过多次凶险，比如整整60年前(1949年)的4月，荣毅仁(荣智健之父)被国民政府以“侵占公有财物”等罪名起诉。有趣的是，荣家几乎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所以此次荣智健事件的结局，还未真正呈现，尽管荣智健的接任者常振明最近已开始大刀阔斧地对中信泰富“动刀”重组。换句话说，现在是考验这个百年家族人脉资源的时候了。

　　中信泰富在香港的口碑一直以来还算不错。它是香港的第一只红筹股，后来因为业绩优良，被视为蓝筹股，红加蓝，香港人于是戏称它是“紫筹股”。崇尚自由主义的香港人只认信誉和福利，并不怎么议论中信泰富的背景以及荣智健个人的奢华。令香港市民反感的，其实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区海底隧道(西隧)和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近几年接连大幅提价事宜，港人批其社会责任缺失。

　　有人为荣家第四代没能在危机出现之前打出一片天地而惋惜。实际上，在香港，大多数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到了七八十岁才退休，荣智健今年不过才67岁。当然，与人脉的传承难度较大等因素也不无关系。

　　传统豪门抵抗力强

　　最近一年各种版本的“缩水榜”盛行，比如今年年初《福布斯》发布的“香港40富豪榜”，榜单显示上榜富豪们的财富总额从上一年的近1800亿美元，缩水到了800多亿美元。听说内地也有各种“缩水榜”。“煮数字论英雄”的作法其实是不妥当的，特别对于香港富豪来说更是如此，一些大的香港家族企业所受的冲击被夸大了。“香港首富”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便是反证——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长实)与和记黄埔去年的利润都下跌了逾四成，但就在最近，他在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逆势开工了(上海真如项目)，据说是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投资。

　　与十年前那一次金融危机相比，如长实等香港公司的现金流更为充沛，应对手段也更为高明，可以说是为迎接寒冬做好了准备，用广东话来讲叫作“捱”，即共渡时艰的意思。

　　此番危机香港股市和楼市出现了一个季度的“时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楼价急升约三成，李嘉诚趁此诡异的市场气氛，高价出售旗下楼盘，嗅觉灵敏可见一斑。

　　所谓荣辱互现，就在李嘉诚忙着套现期间，香港另一家老牌发展商新鸿基却传出郭炳湘等三兄弟统治纷争，最后要老母出来才“摆平”，业内哗然。事实上新鸿基的“内战”是有界线的，就是不能损伤企业的元气，这与其一直以来如“实业必须占到一定比例”等规定是一脉相承的。我拜访过李嘉诚的一个小舅子，他对自己旗下的企业有着同样的规定。

　　同样，所谓“狡兔三窟”，邵逸夫等香港家族企业都在东南亚等地设有基地，顺应不同时代的政经形势，改变经营策略或生存形式，可谓是商场上“上善若水”的体现。

　　这些战后香港第一代白手起家的华商大体有着相似的背景——他们都是由内地迁至香江的新移民，不少更有着“做厂佬”(即经营工厂的实业家)的经验，这种特征表现在日后同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时，他们依然非常注重风险控制。

　　在他们之前，并非没有一些残酷的教训。比如具有百年历史的何东家族与何福家族。出生于1862年的何东是香港历史上最早一代的“首富”，孙中山、蒋介石、康有为均是何东的好友，其弟何福即如今澳门赌王何鸿燊的祖父；何鸿燊之父何世光上世纪30年代炒股失利，一败涂地，结果导致何家兄弟自杀的自杀，逃亡的逃亡，何鸿燊从阔少年变成为穷小子。

　　香港家族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较强，从危机中恢复时间较短，除了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有关外，还与香港较少经历大的政治事件和风波有关，这也是内地老牌的家族企业数量非常之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商关系传承难

　　我曾在几年前拜访过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他是一位华人巨贾，被称为“亚洲糖王”，也是香格里拉连锁酒店创始人，旗下还有矿产、金融、地产、航运等产业。他还是中信泰富的股东之一。

　　当时我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找他，他非常热情、和善，聊家族企业的运营、管理心得等。彼时他已是80岁高龄，跟我握手时他要鞠躬，吃饭时给我夹菜，甚至我走的时候他不但送到楼下，甚至还为我打开车门，这使我非常吃惊。我只是一位学者，与他没有利益往来，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礼貌，我只能试着从他这一代企业家，历经当年创业的艰辛后对人生的体悟中去找注脚。

　　最近几年我接触过几位当下这一代的企业家，如李嘉诚二儿子李泽楷等。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在父伯辈的荫护下长大，并曾就读于海外名牌大学(如李泽楷入读美国斯坦福大学，不过未取得正式的学位)，他们没有了父辈们那种谦卑，同时对实业的兴趣大减，反而十分热衷于利用财技在资本市场上踏浪翻波，众所周知的他将香港电讯盈利私有化的“算盘”，折腾了两年，最近遭到否决，宣告失败。不过他吃下额外的特别股息，也称不上是输家。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又比如亚洲金融集团主席陈有庆，其父亲陈弼臣是泰国最大银行盘谷银行创始人，陈有庆将父亲基业加以拓展，而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时，陈有庆一开始遭遇两个儿子不愿接班的尴尬，欣慰的是，最后儿子还是接班了。

　　另一些香港家族企业看到家族传承上的这一尴尬后，开始重新考虑起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来，比如是不是要早早送到国外读书等。有的香港家族企业掌门人直接规定，子女一个礼拜必须有一天到两天晚上回家吃饭等。

　　家族传承一般包括三个层面：资产、人力与人脉。前两点都好办，可人脉的继承难度就相当之大了。就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荣氏家族，荣智健想把自己二十多年来重要的社会资源嫁接到子女身上，难免力不从心。当然荣家可能是个特例。

　　6年前，近百名香港超级富豪及其子女集体在北京亮相，为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接见，其中就有李嘉诚和李泽钜、李泽楷，李兆基与李家杰等人。多数“富二代”参与管理家族生意时间并不长，面对家庭产业接班问题，他们的父辈希望子女尽早建立人脉。

　　人脉是否嫁接成功短时间内很难用肉眼考量，幸好香港是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只要企业根基扎实，鲜有政商关系上屡现波澜者。而内地家族企业就不同了，他们必须多长个心眼，甚至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也可能难以独善其身——这也是内地家族企业相比香港企业步履维艰，难以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郑宏泰先生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多年来一直研究香港家族企业，本报记者张华采访整理。同时感谢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钟宝贤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