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碎影 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摄影展(2)

　　关于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约翰-汤姆逊(1837 ~ 1921)生于英国爱丁堡。在他出生两年之后，摄影术的始祖——银版照相法问世。同年，福克斯-塔尔博特发明了卡罗版摄影法(亦称碘化银法)。爱丁堡的两位著名苏格兰摄影家奥克塔维厄-希尔和罗伯特-亚当斯运用这种新技术拍摄了近3000幅照片，题材涉及城市景观、自然风光和日常生活。这些作品无疑对汤姆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就在汤姆逊成为职业摄影家之前的短短二十年中，摄影术的发展堪称日新月异。而诞生于1850年的火胶棉湿版法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降低了曝光时间和摄影的成本，生成的影像也更加清晰锐利，因此迅速取代了银版照相法和卡罗版法。正如汤姆逊所说：“火胶棉湿版法的底版影像细节纤毫毕现，过度自然，冲印出的照片质量更是任何现有技术所无法超越的。”但是火胶棉湿版法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曝光之前需要在玻璃板上涂布火胶棉乳液，所以摄影师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笨重的设备。

　　但是汤姆逊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所受的严格的教育使他养成了不畏难苦、坚韧不拨的个性和强健的体魄。同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与许多同代人一样为刚刚开拓的非洲和亚洲而感到激动；他们对探索异域它乡充满了热情。他深信摄影“不仅能给探险家带来更多的乐趣，也使他们的工作具有不朽的价值。”而“在这个以知识和教育至上的时代，照相机应当成为教育这个时代的强有力的工具。”

　　1862年，汤姆逊启程前往新加坡，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照相馆，成为一名专业人像摄影师。在此期间，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随后汤姆逊到马来亚和苏门答腊拍摄了不少风光与人物照片。1866年汤姆逊迁居曼谷，并首次前往柬埔寨和印度支那(越地)拍摄。这些柬埔寨与暹罗题材的摄影作品使他成为了一名有颇声誉的旅游摄影师，他也因此被选为伦敦民族志学会和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

　　1868年，汤姆逊第二次来到亚洲，居住在繁华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在这里，他学习了汉语和中国文化，并几次短暂前往广东。而汤姆逊最为重要的中国之旅始于1870年，为时两年。在这两年中，他从广东进入福建，然后游历了华东和华北，并到达了都城北京；然此后他又南下长江流域，其行程长达5000多英里。他此行所拍摄的作品在图像质量、内容的深刻性、广泛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他在北京拍摄那些以街头和社会为背景照片时所积累的摄影经验和技术为他五年后创作《伦敦市井图》奠定了基础。而后者不仅使汤姆逊成为了纪实摄影的先驱，也是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之一。

　　汤姆逊拍摄的中国作品和威尔科姆收藏馆藏品

　　回到国后，汤姆逊开始积极地向公众宣传介绍中国。除了举办图文展外，他连续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摄影作品和文章。十九世纪末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汤姆逊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纪录他亚洲之行的书中写道：“蒸汽机和电报使中国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起来，我们不能再漠视中国。”毫无疑问，他的摄影作品使得19世纪欧洲对亚洲的认识大为改观，填补了东西方之间的视觉空白。他也获得到“中国通”的美誉。

　　汤姆逊作品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其数量众多，而更重要的是他致力于忠实、准确地描绘中国的风景与人文，哪怕这种影像并不总是赏心悦目。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观众能够目睹中国的洪水、饥馑、蝗灾和内战，他更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观众能去分享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他要求自己的作品要超越人物的格式化和群体化，而要生动地描绘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去捕捉每个人物的独特性。

　　1920年，汤姆逊决定将他拍摄的650块玻璃底版出售给威尔科姆收藏馆，其中包括他在中国拍摄的部分。但是这一心愿尚未完成他便与世长辞。后来，生于美国的药商和慈善家 Henry Wellcome  爵士从汤姆逊的继承人手中购买了这些底版。

　　虽然威尔科姆收藏馆以医学和历史为主题，但亨利-威尔科姆在收藏方面的兴趣广泛，甚至到了无所不收的地步。他本人喜欢用人类学的方法来探究历史，因此想要创建一座人类博物馆，但是这个夙愿终未实现。威尔科姆去世后，三箱装有汤姆逊的底版与他的其它许多藏品一起被转送到了伦敦威尔科姆图书馆，在那里收藏至今。

　　这里展出的150幅影像作品就来自其中。有些照片在汤姆逊的影集中出版过或是展出过，但绝大多数作品是首次与观众见面。例如那些立体摄影系列。这些作品的每张底版都包括两张从稍稍不同的角度拍摄的同一人或物的照片。而过去由于成本问题，一般只洗印了其中一幅。

　　参展照片均摄于北京、广东和福建。汤姆森在广东和福建拍摄的是他风光照片中的代表作。这些照片不仅再现了美丽的风光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内心体验。而那些反映穷苦人民的照片更加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充满人性的同情心。从在广东和福建的拍摄开始，汤姆逊便关注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随着旅程的展开，这种关怀也越发深切。从北京的照片来看，汤姆逊不但在人像摄影方面的才艺卓著，他的街头摄影也是同代人中的姣姣者。在20世纪，能够拍出这样生动的街头纪实的影象的大师也仅有柯特兹、布列松和杜瓦诺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19世纪末在挣扎中刚刚开始步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和普通中国人的当时生活。